提要：本文旨在回应国家安全学在快速发展中显现的“自主性焦虑”，探讨国家安全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即“具体总体辩证法”。该方法论源于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路径，强调通过关系性、过程性与系统性思维的辩证综合，在认知中把握国家安全这一动态演化的“具体总体”。文章系统阐释了该方法论的认知生成逻辑，其核心体现为三个逐级深化的环节:从现象到抽象，即从经验材料中剥离偶然、提炼本质，形成国家安全的基础概念范畴；从抽象到具体，即在思维中通过辩证逻辑建构可解析现实议题的“思维具体”模型；从具体到总体，即将模型置于历史与系统的总体性视野下进行整合，把握其涌现的总体规律与战略形态。“具体总体辩证法”及其所蕴含的认知路径，不仅为理解国家安全的复杂系统提供了方法论框架，也为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超越当前研究的碎片化与表层化困境，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国家安全学；具体总体辩证法；自主知识体系；方法论；总体国家安全观

引言

国家安全学的兴起与发展，是时代对系统性、复杂性安全挑战的深刻理论回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思想引领，围绕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加速期，一批研究生培养单位加入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中，相关学术成果持续涌现，社会关注度日益提升。然而，在这片繁荣图景之下，一种深层的“自主性焦虑”也日渐浮现。当最初的拓荒热情逐渐褪去，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独立知识体系的交叉学科，其安身立命的“自主性”究竟何在?

目前存在三种倾向。其一，是研究的“政策注解化”。大量学术努力倾注于对既定方针与战略的阐释、解读与意义延伸，这固然体现了学科鲜明的实践导向，但若长期停留于此，则易使学科的学术研究丧失本应具备的批判性、前瞻性、学理性的规范建构功能。   其二，是知识的“拼盘化”。作为典型的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广泛汲取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信息科学等诸多领域的养分。然而，许多研究成果仅是将不同学科的概念与理论进行机械并置，未能实现知识间真正的“化学反应”，未能熔铸出把握国家安全作为“有机总体”的专属认知框架。   其三，是方法的“依附性”。在具体分析中，研究者往往直接套用相关学科的现成方法，无论是国际关系的结构分析、经济学的计量模型，还是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这些方法各有其价值，但若未经基于国家安全问题特殊性的改造与整合，则难免产生“削足适履”之感，难以应对那些横跨多领域、充满价值冲突与战略博弈的复合型安全难题。

这三种倾向，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学科困境，即国家安全学尚未形成能够统摄全局、标识自身独特身份与方法的自主品格，学科研究呈现碎片化与表层化特征，难以对“何谓国家安全”“如何认识国家安全规律”“怎样开展国家安全学术研究”“国家安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必备能力是什么”等基本问题给出系统而逻辑自洽的回答。因此，构建自主的学科研究方法论，已成为关乎学科长远发展的生命线工程之一。

那么，通向自主学科研究方法论的道路何在?本文认为，其密钥藏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   二字之中。这个“总体”，绝非一个仅表示范围广大的描述性概念，它揭示了国家安全最深刻的存在方式，一个由多重矛盾、复杂关联与动态过程构成的“具体总体”。要把握这样的对象，需要一种与之相匹配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为此，本文提出将“具体总体辩证法”作为国家安全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

“具体总体辩证法”并非凭空创造，它深植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传统，自觉继承了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根本科学方法，旨在通过思维的辩证综合，在精神上再现那个包含内在差异与矛盾运动、不断动态生成与演化的“安全有机体”。它扬弃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侧重于社会批判与意识哲学的“总体性”概念①，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一套服务于系统性认知、战略性分析与建构性实践的学科方法论。其核心在于，它不仅是一种“总体性”的视角，更是一套达成“具体总体”认知的思维操作规范。本文将论证，以“具体总体辩证法”为核心方法，国家安全学的自主品格具体呈现为一个持续的、动态的“总体性生成”过程之中，这一生成逻辑体现为从现象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到总体的认知链条。本文旨在表明，国家安全学的自主性既不在于宣布一个宏大的研究范围，也不在于简单综合既有学科的知识。它的独特自主品格与不可替代的价值，源于其以“具体总体辩证法”为思想武器，致力于在理论与实践中，持续地、能动地生成对国家安全这一“具体总体”的深刻理解与有效塑造。这既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学理深化，亦是对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次具体探索。

一、作为学科研究方法论的具体总体辩证法

国家安全学若欲确立其自主品格，必先寻得其安身立命的哲学基石。这门新兴学科所面对的不是可以条块切分的简单对象，而是一个充满矛盾运动、复杂关联与动态演化的宏大现实。将“国家安全”视为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机械加总，或是满足于从相邻学科借用现成的分析工具，都无力穿透其本质。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能与国家安全学科内在丰富性相匹配的独特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必须能够驾驭安全问题的复杂总体性，同时又坚决避免陷入空泛的思辨。“具体总体辩证法”的提出，是唯物辩证法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在国家安全具体历史实践中的学理化和具体化。

“具体总体辩证法”源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确立的经典方法论。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科学认知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即从混沌的感性整体(如人口、国家等)出发，通过分析达到最简单的规定(如价值、阶级)；第二条道路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则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后一条道路，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正是“具体总体辩证法”的灵魂。它要求我们不以罗列现象为满足，而是以从现实中提炼出的“抽象规定”为起点，在思维中依据其内在的、客观的关联与矛盾，进行能动的辩证综合，最终“再现”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个在思维中被再现的“具体总体”，才是科学认知所应抵达的彼岸。它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描摹，而是被理解了的、把握了内在规律的“思维具体”。

在此，必须对“具体总体”这一核心概念进行哲学上的澄清，以明确本方法论的理论根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   中深刻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起点。”这清晰地界定了辩证思维中“具体总体”的真实意涵。它并非指那个作为认知起点的、混沌的感性具体现实，而是指思维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运动，在精神上再生产出来的、被理解了的“思维具体”。本文坚守这一区分，是确保整个研究过程始终立足于唯物辩证法，避免滑入黑格尔式“总体实在论”(即将思维构造的总体直接等同于现实总体)的关键理论前提。

国家安全并非静态的、边界清晰的“实体”，而是一个在历史中生成、于多领域交织、被实践不断塑造的“复杂过程总体”。传统的分析方法，无论是孤立审视某一领域的角度，还是将各领域知识拼接的研究，都难以把握这种“总体性”。它们要么陷入“空洞地谈安全”(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要么陷入“孤立地谈安全”(割裂系统关联)，要么陷入“静止地谈安全”   (忽视动态演化)，要么陷入政治“唯心地谈安全”(偏离唯物主义)。因此，在已有系统性、复杂性研究的基础上，国家安全学仍需一种能够将系统思维与历史辩证法内在统一、能够驾驭其研究对象特殊复杂性并提供完整认知操作规范的方法论。“具体总体辩证法”正是对上述困境的回应。打个比喻，国家安全研究不能满足于描述“山脉”(各安全领域)，而必须通过思维的辩证运动，在“抽象规定”的基础上，重建“群山”之间的地质关联与生态系统，最终在认知中把握那个有机的、动态的“安全地貌总体”。

“具体总体辩证法”之所以能承担此任，在于它内含了三个相互支撑、不可或缺的思维规定，构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总体”的完整思维链。首先是关系性思维，这是辩证综合的起点。它坚决拒斥将任何安全要素(一项技术、一种思潮、一支力量)   视为孤立实体的观点，而是坚持“关系先于实体”的原则。在国家安全“总体”中，一个要素的意义与功能，绝不取决于其孤立的物理或观念属性，而是由它所处的复杂关系网络所赋予。这个网络包括政治结构、经济基础、社会心理、国际体系乃至技术生态的多重关联关系。例如，理解“芯片”安全问题，绝不能止于光刻机和相关制程工艺，而必须将其置于全球产业链分工、地缘科技博弈、军事能力代差、国家产业政策等多重关系的网络中，才能洞察其真实的战略意涵与脆弱性根源。

其次是过程性思维，这为关系网络注入了时间和生命。无论是跨越长时段的“治乱兴衰”宏观规律，还是当下瞬息万变的“风险事件”博弈，都是各种矛盾力量持续运动、对抗、演进的动态历史过程。安全威胁的形态在演变，安全需求的层次在升级，安全保障的能力在迭代。因此，国家安全研究必须具备深沉的历史纵深与敏锐的未来指向，致力于揭示安全态势生成、演变与转化的脉络与规律，而非满足于对某一时间切片的静态观察。过程性思维要求追问，当下的国家安全格局是如何生成的?   主要矛盾处于其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   新技术、新思潮正在引发何种趋势性变化?唯有如此，研究才能具备纵深感和预见性，避免成为对瞬时快照的过度解读。

第三是系统性思维，这是实现“具体总体”的关键一跃。它在“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哲学观念之上，致力于把握复杂系统的“涌现”行为。国家安全并非各领域安全的算术和，而是一个具有层级结构、反馈回路与非线性互动的“复杂系统”。系统性思维要求我们在把握要素间复杂动态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询问，这些互动如何涌现   出系统整体的全新特质和能力(如“战略稳定性”“系统性风险”或“国家韧性”)?   微观行为与宏观态势之间存在着何种嵌套与反馈机制?   这表明，研究不能停留在描述关联，更要解读由关联所生成的系统逻辑与涌现功能。例如，分析“统筹发展和安全”，就必须将其视为对一个动态社会系统进行“功能优化”的过程，探究“发展”与“安全”两个子系统如何在资源、信息、政策上进行协同，从而“涌现”出更高水平的整体可持续发展能力。

因此，具体总体辩证法揭示了国家安全不在某个孤立的要素或领域之中，而存在于要素之间、领域之间、主体之间生生不息的辩证运动与动态关联之中。坚持具体总体辩证法，就意味着自觉地“拒绝空洞、拒绝孤立、拒绝静止、拒绝唯心”，要始终致力于在思维中再现并把握“具体总体”。这正是国家安全学得以确立其不可替代的自主品格的最为深刻的方法论前提。

二、从现象到抽象的“本质抽象”过程

国家安全学所要面对的是国家安全领域那广阔且充满动态性、特殊性的经验世界。“具体总体辩证法”所开启的认知征程，其首要的任务，不是对无穷现象的描述和复写，而是要实施一场深刻的思维革命，即“本质抽象”。这意味着，思维必须以一种主动的、批判性的姿态，穿透“混沌的表象”，剥离那些偶然的、多变的、情境化的现象因素，致力于捕捉和凝结其中那些稳定的、可重复的、体现必然联系的普遍性规定。“本质抽象”的核心运作方式，集中体现为对本质性规定的凝练和对类型化结构的建构。

一方面，本质抽象体现为对“本质规定”与“偶然现象”的辩证剥离。任何现实的安全事件，都是特定本质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特殊表现，是普遍性与偶然性的共同产物。国家安全学的研究不能满足于记录事件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具体形态发生，而必须追问，在这些千差万别的特殊表现之下，是否存在一种决定着现象基本形态与趋势的内在规律。例如，面对一场具体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攻击使用的漏洞细节、发起的确切时间，甚至攻击者的随机身份，都可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但本质抽象的思维就是通过对比分析大量此类事件，剥离这些偶然“外壳”，提炼出其中相对稳定的规律。在网络安全问题中，从技术层面可以抽象出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在架构上存在可被利用的普遍脆弱性；从治理层面可以抽象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灰色地带”进行博弈的常态化冲突模式；从战略层面可以抽象出网络空间新疆域对传统物理疆域的主权安全的根本性挑战。再如，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论断，正是这种本质抽象的典范。它通过分析冷战结束以来各种局部战争、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灾难、全球疫情等形态各异的“偶然现象”，抽象出一个深刻的本质性趋势，即安全威胁的来源、形态与影响范围正在发生系统性、历史性的演变，传统以军事政治对抗为核心的框架已无法涵盖国家安全的全貌，必须提炼出“非传统安全”这一对象概念，以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共同构成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整体，并强调两者间的联动特征和统筹的必要性。这一本质抽象，为国家安全体系的整体转型与能力重构，提供了根本的理论前提。

另一方面，本质抽象体现为对“类型结构”与“模式关系”的建构性提炼。在剥离偶然、把握本质的基础上，本质抽象思维需要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建立认知的秩序。这就要求它依据现象间内在的关系与逻辑，对符合共同本质规定的现象进行归类整合，识别其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从而建构起可理解的类型学框架。例如，从威慑行为、军备竞赛、联盟重组、危机管控等一系列事件中，本质抽象思维不是孤立看待这些事件，而是提炼出它们共享的一种深层的冲突形态，即主要国家行为体为争夺体系主导权与安全态势主动权，进行的战略性全局性互动，由此可以抽象出“大国战略博弈”这一基本类型，并把握其内部的安全困境、威慑逻辑等行为模式。再如，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国家安全体系涵盖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生态、资源、网络、海外利益等诸多领域，抽象为构成新时代国家安全各重点领域组成的“大安全”，它并非简单枚举，而是基于对国家生存与发展必要条件的深入分析，依据各领域对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所具备的独特功能，建构起逻辑自洽的类型学框架。这一框架使得任何新兴安全现象(如人工智能安全、低空安全等)都能在理论上被合理“定位”，从而在不确定性中建立起认知的坐标与秩序。

从现象到抽象的本质抽象过程，是国家安全学构建自主概念体系、形成科学问题意识的认知基石。没有这一扎实的本质抽象过程，任何对“总体”的把握都将流于空泛的叙事和阐述。从现象到抽象的本质抽象过程，通过对偶然性的剥离和对类型的建构，从经验世界的混沌中，蒸馏出如“大安全”、“非传统安全”、“发展和安全”等一系列精炼而强大的概念范畴，为下一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做好了准备。

三、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建构”过程

“从抽象到具体”是具体总体辩证法的关键一步，也是思维建构活动中最具创造性和建构性的一步。具体的过程标志着思维不再满足于拥有从现象中提炼出的抽象概念范畴，而是基于本质抽象过程的成果上升为具体，是运用在抽象阶段所洞见的关于系统“关系结构”与“矛盾动力”的普遍法则，作为思维重建现实、在精神世界中“再现”国家安全之鲜活的、动态的“具体总体”的思维创造。如果说本质抽象是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那么上升为具体，便是让这些“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而连接这二者的关键枢纽，正是对“关系”“矛盾”和“历史”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运用。

首先是关系的重建。由抽象到具体，就是要在思维中，依据现实世界本来的联系，将概念范畴重新连接成一个动态的关系网络。例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各重点领域的概念，并非一份静态的领域清单。在思维具体化过程中，我们必须探究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国家政治安全如何深刻依赖于经济安全和科技安全，经济安全的维系，又如何与资源安全(如关键矿产资源)、生态安全(“双碳”目标下的产业转型)   紧密交织，并受到海外利益安全(全球供应链与市场)的复杂影响。这种关系重建，使得每一个要素或领域的国家安全内涵，都在与其他要素或领域的关联中被重新界定并赋予意义。比如，粮食安全不仅是产量问题，更关乎农民生计与社会稳定(社会安全)，关乎国际贸易规则(经济安全)与地缘博弈(政治安全、海外利益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其思维前提正是对这种内在关联性的深刻洞察与主动建构。

其次是矛盾的驾驭。逻辑建构的过程是矛盾体系统化的再现。抽象范畴为我们识别矛盾提供了标尺，而由抽象到具体，就是运用这些标尺，在具体情境中精准把握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政治主要方面及其相互转化的条件。例如，“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一个高度凝练的辩证命题，在抽象层面，它指明了二者辩证统一的关系，但在具体实践中，逻辑建构的思维就必须回答，在当前时期，哪些发展的任务更紧迫，哪些安全风险更突出?   在某一特定产业(如人工智能)，推动技术创新发展可能引发何种新的安全风险(如伦理失序、就业冲击、军事化滥用)?   反之，为防范安全风险而设定的监管规则，又可能在何种程度上抑制发展活力?这个“度”与“平衡点”何在?   安全和发展的动态平衡如何驾驭?   以上种种，都需要基于对矛盾体各方面力量对比、演化阶段及内外部约束的综合评判。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包含的“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②这一思路，正是一种在具体实践中寻求矛盾动态平衡的“思维具体”，这种具体体现在拒绝唯GDP的片面发展，也拒绝“绝对安全”的封闭僵化，体现在不断探索和创造能使安全与发展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具体路径与政策工具。发展和安全的矛盾也不是外在的此消彼长，而是国家生存方式内在的、必然的张力。统筹的本质不是消除矛盾，而是在思维中再现并驾驭这一矛盾的必然运动形式。

最后是情境的注入。从抽象到具体，必须将概念范畴置于具体的时间、空间与主体互动的历史情境之中。例如，“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是重要的原则抽象，但在面对具体的地缘热点问题、全球治理议题或双边关系危机处置时，践行共同安全就需要深入分析该具体问题的历史经纬、各方核心关切、力量对比与国际法理依据，设计出既能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又能促进区域局势降温与长期稳定的具体方案(如斡旋外交、共同开发倡议、安全对话机制等)。我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正是共同安全原则在当今时代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系统化阐述，它包含了理念、原则与重点合作方向的“思维具体”框架。再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个普遍要求，但风险的具体形态(如金融债务风险、数据安全风险、公共卫生风险)、生成机理与爆发概率，完全因时因地而异，思维具体的逻辑就是将“风险”这一抽象概念范畴，与具体的国情、社情、世情相结合，进行具体化的识别、评估与防控政策设计。

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建构过程，完成了从概念化走向理论化的历程，将作为“抽象规定”的根本原则与价值立场，转化为能够分析具体情境、权衡具体利弊、指导具体行动的“思维具体”模型，从而为国家安全实践提供了从价值到行动、从原则到方案的关键一步。然而，认知的历程尚未完结。这个“思维具体”模型仍需被置于更宏大的视野下，接受历史与系统的最终审视，才能实现向“具体总体”的完全升华。

四、从具体到总体的“综合生成”过程

马克思所揭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其科学目标在于思维中再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然而，国家安全作为在历史中持续生成、动态演化、不断塑造的战略性存在，其“具体总体”的完全把握呈现为双重综合的辩证逻辑:第一阶段“从抽象到具体”，运用抽象规定在思维中重建特定安全议题的关系网络与矛盾运动，形成包含该议题多重规定的“思维具体”模型；第二阶段“从具体到总体”，则将该模型置于国家安全复杂巨系统的历史生成与总体互动中加以审视，洞察其由系统层级所涌现出的更高阶总体规律与战略形态。这一“从具体到总体”的跃升，是在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范畴中，依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蕴含的“总体性”要求，在国家安全学认知逻辑中的进一步具体展开——它要求思维不仅再现特定议题的“具体”，更要在历史纵深与系统层级的双重坐标中，把握该“具体”在国家安全总体中的生成方位、涌现特质与战略意涵，从而真正实现对国家安全这一“具体总体”的完整认知与能动塑造。这就是从具体到总体的“综合生成”过程。“综合生成”不是历史与系统的简单叠加，而是要求我们在每一历史阶段的具体总体中，识别出系统结构的生成、运作与转化，其核心机制在于“历史生成性”与“系统总体性”这两大视域的彻底融合与贯通。

先说“历史生成性”的把握。我们必须将任何一个关于国家安全的“思维具体”内容都视为历史进程的阶段性产物，并追问其历史方位与未来趋向。总体国家安全观本身，就是一个在历史中生成、并面向未来的“具体总体”。例如，其核心要义“十个坚持”   ③中的每一条，都不是抽象、僵化的教条，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历史实践中，特别是在新时代应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而作出的伟大斗争中，历史地生成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不断发展出来的重要经验与根本规律的总结。“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其具体内涵与实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时期与新时代，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国家安全的主要矛盾与重点任务，有着具体细致的演变与发展。从具体到总体，综合生成的过程从来不是静态的原则，而是理解它们是如何在应对“挨打”“挨饿”“挨骂”    等不同历史阶段的核心安全挑战中，被证明为不可或缺、必须坚持的总体规律。同样，对于一个关于科技安全中“科技自立自强”的思维具体，只有将其置于从“两弹一星”的突破到“向科学进军”，从“863计划”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再到当前面临严峻“卡脖子”风险这一完整的历史生成链条中，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今的科技安全为何“涌现”为一种关乎国家生存发展总体的、具有极端紧迫性与统领性的“总体性战略”，而不仅仅是众多产业政策中的一项。这种历史性的定位，使我们能洞察矛盾的历史性演变，把握战略窗口期的规律，从而获得超越一时一地的历史主动。

再谈“系统总体性”的把握。我们必须超越对具体矛盾体的分析，上升到对由无数“具体”相互作用所“涌现”出的、支配整个国家安全巨系统根本状态与演化方向的总体特质、总体规律与总体形态的把握。国家安全不是一堆“具体”模型的简单组合，而是各领域、各层级、各时期的“具体”通过动态的相互作用，共同“涌现”出的全新整体。这种总体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总体性质的涌现。例如，一个国家的安全状态，最终“涌现”为一种整体的“韧性”或“脆弱性”，一种“战略稳定”或“系统失序”的宏观态势。这种性质无法从单一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科技、生态等领域中直接推导出来，而是所有这些领域系统交织纠缠互动的最终结果。再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其目标正是为了“涌现”出一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良性互动的总体系统性质。二是总体规律的统摄。在国家安全这一复杂巨系统中，存在着超越任何单一领域规律的、属于系统层面的总体规律。“安全与发展矛盾运动规律”“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互动规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转化规律”等，便是这样的总体规律。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五个统筹”   ④，正是对这些总体规律的认识与运用，是驾驭系统总体运行的基本方法。三是总体形态的建构。总体国家安全观最终指向的，是“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安全格局”。这里的“新安全格局”，就是一个关于中国国家安全理想的“总体形态”构想。它不是各领域安全格局的拼图，而是一个各领域、各要素在其中有机联系、良性循环、动态均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复杂系统的“总体蓝图”。

从具体到总体的综合生成过程，完成了“具体总体辩证法”的最后一块，也是最顶层的拼图，将我们从一个个“思维具体”模型中解放出来，引导我们站在历史与系统的坐标维度，俯瞰国家安全作为“生命体”的完整演化图谱。它要求我们，在思考任何具体国家安全议题时，都需具备两种视野，一是穿透时间的“历史性视野”，在历史长河中定位其渊源、阶段与趋向；二是统摄层级的“系统性视野”，在复杂系统的互动中把握其涌现特质、总体规律与形态建构。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这一认知过程的卓越典范与集大成者。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生成、持续发展的、关于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具体总体”理论体系与实践纲领。

通过“现象—抽象—具体—总体”这一环环相扣、螺旋上升的认知过程结构，“具体总体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严密、深刻的方法论，使我们得以穿透国家安全的重重迷雾，不仅在思维中再现其生机勃勃的矛盾总体，更在历史与系统的观照下，获得塑造其未来形态的实践智慧与战略定力。这正是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铸就其不可替代学科品格的坚实认知基础。

五、具体总体辩证法的应用示例

为完整展示“具体总体辩证法”作为国家安全学的一种研究方法论的生命力，本文选取“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的科技安全”    这一重大国家安全议题作为示例，演示这一研究方法论如何从现象经验出发，经由本质抽象的认知过程、思维具体的逻辑建构、历史和系统的综合生成，最终抵达“总体”把握的完整思维运动。之所以选择科技安全这一示例，正是因为近年来以高端芯片断供、特定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基础软件生态受限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事件，构成了一个极具时代性的国家安全“压力测试”，为我们运用具体总体辩证法进行解析提供了典型的现实世界的经验起点。

第一步，本质抽象的概念范畴提炼。科技安全的认知始于一系列直观、直接、突如其来的经验事件。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对我国特定的高科技企业实施尖端芯片及其相关制造设备和技术的断供，多家中国机构和企业被相继列入出口管制所政治谓的“实体清单”，国际科技合作在部分基础研究领域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等，与此同时，国内社会出现关于“卡脖子”技术以及对我国科技创新体系韧性的集体反思。以上种种，是关于“科技安全”的初始现象世界，真实、感性、但又是零散的。若认知止步于此，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份充满挫败感的事件清单和情绪化的反应，无法理解其深层逻辑与系统关联。“本质抽象”的过程不再纠缠于“哪家企业被制裁”“哪种芯片被禁运”的个别细节，而是致力于穿透这些现象，剥离偶然因素，提炼反复出现的稳定规定性。从“断供”事件中，抽象出“技术主权”与“战略依赖”的对抗性关系，要认识到这不仅是商业纠纷，更关乎一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能否自主定义发展路径、保障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主权”问题，以及对全球创新链、产业链关键环节存在“非对称依赖”所带来的“系统性脆弱”问题。从“实体清单”现象中，抽象出“创新链生态安全”与“基础研究自主性”的概念范畴。安全威胁已从终端产品，上溯至设计工具、基础软件、底层协议、基础研究的源头。维护科技安全，必须关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化全链条的生态完备性与循环畅通。从广泛的“卡脖子”技术的集体反思中，抽象出科技安全的定位问题，将科技安全从一般性的产业发展问题，提升到关乎经济竞争力、军事现代化、社会福祉乃至政治安全的基础性支柱的高度。

第二步，思维具体的逻辑建构。我们不再孤立地看待上述概念范畴，而是依据现实世界的复杂联系，在思维中将其重新整合，构建一个关于“当前中国科技安全态势”的具体的动态模型。在关系重建层面，探究“技术主权”如何在“战略依赖”的约束下(如在光刻机、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节点)   寻求实现路径。这就必须将“企业创新能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球合作网络”“国内外市场牵引”等多个维度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讨相互间的互动关联关系。在矛盾驾驭层面，模型的核心矛盾被识别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要求”与“现实存在的多重关键瓶颈与依赖”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技术进步速度、自主投入的长期性与市场需求的即时性之间的平衡，以及开放合作与安全可控之间的把握。在系统逻辑层面，思维具体化呈现了一个动态系统，基础研究的薄弱会制约原始创新能力，导致在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进而影响重点产业的升级与安全，并最终传导至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同时，人才的集聚与激励、资本的投入与导向、制度的包容与保护，构成了这个系统的核心环境变量。这个“思维具体”模型，使我们能系统性地评估一项政策(如加大研发税收抵扣)   或一个事件(如新的出口管制)在科技安全系统内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而不再做孤立判断。

第三步，历史与系统整合的总体生成。首先，将当前的科技安全挑战置于中国从科技追赶到局部并跑、再到谋求引领的历史进程，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战略竞争全面加剧的历史背景中审视，我们会认识到，当前矛盾是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所经历的磨砺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由之路，与之俱来的机遇正是国家发展位势的历史性机遇。其次，科技安全并非孤立存在，它与经济安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政治安全(国际话语权、制度竞争力)、社会安全(就业结构、人才活力)、军事安全(国防科技现代化)乃至文化安全(创新文化自信)   深度交织并相互塑造。科技自立自强的努力，最终是为了服务于民族复兴这一最宏大的总体目标。最后，认知和思维上要进行最终的综合，把握住了由系统互动涌现出的、更高阶的总体战略形态。这体现为将“科技自立自强”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衍生出一系列顶层的总体性制度设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是对筑牢根基的总体规律把握；“新型举国体制”，是对破解重大系统性问题所需组织形态的总体方法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更是将科技突破视为牵引经济、社会、国家竞争力全面升级的总体性新动能。此时，对科技安全的认知，已从应对具体现象性威胁，上升为塑造发展新优势、开辟发展新赛道、赢得战略主动的总体性历史实践。

至此，我们也完成了“从现象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到总体”的思维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具体总体辩证法”如何引导思维穿透“芯片断供”等具体现象的迷雾，提炼出“技术主权”等本质概念范畴，构建出“科技安全动态系统”的思维具体，并最终在历史与系统的宏大坐标中，将其整合为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总体战略实践。这完整地展现了该方法论“从经验到理论、从局部到整体、从解释到塑造”的研究过程。

总之一句话，本文提出的“具体总体辩证法”及其“从现象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到总体”的三步认知过程，希望能够为国家安全学的研究提供一条可资遵循的科学认知路径，有助于建立起国家安全学进行深入研究与实践的方法论。

结论

本文对“具体总体辩证法”作为国家安全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进行了系统性论证，其核心努力在于阐明，国家安全学若欲真正确立其不可替代的学科品格，不能仅靠划定广阔的研究疆域或综合多学科知识，而必须形成把握其研究对象独特存在方式的方法论自觉。“具体总体辩证法”的提出，正是这种自觉的体现。国家安全这一“具体总体”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多领域交织、在历史中不断生成、不断被实践塑造、不断演化的矛盾生命体，通过将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运用于国家安全领域，并赋予其关系性、过程性与系统性的思维规定，旨在为学科提供从混沌经验中系统生产自主知识的基础研究方法。

本文论证，这一方法论通过一个环环相扣、螺旋上升的认知生成链得以呈现，总结为认知生成的“三步法”。从现象到抽象的本质抽象过程，使研究得以穿透偶然表象，提炼出标识国家安全本质关系的核心概念范畴，为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石。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建构过程，引导思维在具体情境中重建关系网络、驾驭核心矛盾，从而建构出能够解释复杂现实运行的“思维具体”模型。最终，从具体到总体的历史与系统的综合生成过程，将任何具体模型置于历史长河与复杂系统层级的视野下，洞察其涌现出的总体规律和战略形态，从而实现对国家安全态势的完整把握与前瞻塑造。“具体总体辩证法”的学术意义在于，它使国家安全学研究能够坚定地“拒绝空洞、拒绝孤立、拒绝静止、拒绝唯心”，始终致力于在思维中再现并参与塑造那个鲜活的国家安全总体。“具体总体辩证法”不仅是国家安全学的方法论自觉，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新时代国家安全实践中的具体化与学理化。它可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方法论根基与可操作的认知路径，为助力塑造国家安全学独特的学科自主品格，为推动这门新兴学科向真正的成熟迈出坚实一步。

作者简介：汪明，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家安全、防灾减灾、应急管理。北京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