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引言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多重风险交织叠加、复杂演化，对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格局构成重大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须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深入研究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的特性，把握其生成机制及演化规律，推进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已然成为题中之义。

学界已围绕系统性风险的特征开展了相关研究。其中，“复杂性、系统性、耦合性、不确定性”被普遍视为其核心特征。在系统性风险的一般性质之外，亦有研究强调其衍生出的具体特性：包括非线性及存在未知临界点或临界区；内生性和涌现性；级联效应或连锁反应；模糊性和涟漪效应；跨界性和调控与感知滞后等特征。在演变过程上，系统性风险主要源于复杂系统中重大风险的相互交织、耦合、叠加与演化，通过系统内部微观和宏观动力学之间、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断升级扩大。这一过程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具体表现为：一个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扩散到其他国家安全领域，发展成多个领域国家安全问题共振放大的系统性风险。

目前，学界倾向以宏观、整体视角研究系统性风险特征及发生机制，但尚未形成体系化的分析框架，特别是缺乏对系统性风险驱动因素、传导维度及动态机制的协同分析。因此，本研究选取全球尺度与国家尺度下十个典型的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事件，深入分析案例中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因素、传导维度和耦合机制，剖析风险发生、传播与升级的基本规律，以期提出一个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事件的分析框架。

该分析框架具有三个目标：其一，梳理系统性风险全周期作用链条；其二，构建系统性安全风险事件的统一分析向度；其三，增进对重大系统性风险事件的认知理解。对于不同来源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事件，统一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快速定位其属性、规模与强度，使不同情境下的系统性风险事件具有可比性。同时，基于综合框架形成的风险防控策略可为全球各国提供有益参考，通过国家间的对比分析与交流借鉴，提升全球系统性安全风险的综合治理与应对水平。

02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案例选择与描述

本研究选取案例的依据为联合国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世界经济论坛在《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中所列举的未来两年内全球最严峻的十类风险，以及其他权威机构发布的风险评估报告。案例选取过程充分权衡了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发展议题与日益重要的新兴风险问题，具体选取理由如下：

全球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SDG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及全球风险报告持续强调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的重要性、紧迫性与严峻性。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未来十年内全球最严峻风险的排名中，2023年“气候行动失败”位列榜首，“极端天气事件”则成为2024年及2025年最具威胁的风险。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如高温热浪、暴雨洪涝等）风险具有显著的级联效应，其跨领域传导将对社会、经济、生态乃至政治安全造成重大冲击，深刻改变现有安全格局。

1984年非洲大饥荒。在联合国SDG中，饥荒涉及“无贫穷”“零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减少不平等”“气候行动”等六个指标，是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全球议题之一。饥荒风险多由资源短缺或气候异常引发，继而诱发生态与粮食安全风险，进一步造成政治、经济与军事系统动荡失稳，加剧饥荒的严重程度。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一起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灾难性事件，其引发的“污染”及“非自愿迁移”等问题已被明确列入2025年全球风险清单。切尔诺贝利论坛将其评价为“核电工业史上最严重的事故”，对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系统均造成了不可逆的持久性损害。核事故风险经由多维传导过程实现级联放大，影响的时空范围远超局部风险源，充分印证了系统性风险的涟漪效应与极端特性。

东欧剧变。东欧剧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场以短时段、大范围、连锁反应为特征的重大地缘政治变迁，包括由政治体制急遽转型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深层变革，与地缘政治格局等多项国际议题紧密相关。其中，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发挥了显著的催化作用，表明外部渗透能够削弱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进而对各安全领域产生系统性冲击。由此可见，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传统安全风险具备演化为系统性风险的潜在可能，并且其影响具有广泛性与深远性。

海湾战争。海湾战争与《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中列举的多类重大风险具有密切关联：其爆发可归因于“地缘经济对抗”，本质上属于“国家间武装冲突”，并导致“污染”“非自愿迁移”等严重后果。这场多国军事行动不仅导致地区安全格局的剧烈动荡，更对生态环境、能源供给、经济秩序与民生福祉造成了巨大冲击。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信息化战争，海湾战争的典型意义已远超军事范畴，深刻揭示了安全领域间的高度耦合特性，以及系统性风险的跨域传导机制。

9·11恐怖袭击事件。9·11恐怖袭击是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非传统安全事件之一。该事件不仅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折点，推动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安全威胁来源并在其后较长时期内将反恐确立为国家安全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标志着全球反恐战争（Global   War   on   Terror，GWOT）的开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多项反恐决议，深刻重塑了全球安全范式与治理架构。9·11事件表明，恐怖主义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与复杂性，这使其成为理解与分析系统性风险的关键案例。

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经济稳定与繁荣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目标之一。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经济安全事件。其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并迅速蔓延至全球，冲击各国经济与金融安全基础，导致国际资本市场剧烈震荡，深刻改变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格局，在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典型意义。经济与金融安全风险的跨领域传导进一步催生了社会治理失衡、政府信任危机与地缘经济对抗等多重安全风险，凸显了系统性风险的跨领域、级联式扩散特征。

3·11日本地震及核事故。该事件是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复合链次生灾害之一。这场灾害由地震、海啸与核事故叠加而成，凸显出自然灾害与事故灾难耦合的复杂性与极端性。该事件不仅对日本国内的社会安全、能源系统和生态环境造成强烈冲击，还通过全球供应链中断、核污染扩散以及国际能源政策调整，深刻影响全球安全格局。3·11日本地震及核事故表明，单一风险可经由链式反应迅速演化为系统性危机，其影响的时空范围也将远超初始事件的边界。

新冠肺炎疫情。联合国减灾办公室在《2022年全球减灾评估报告》中指出，新冠疫情“颠覆了世界各地的生活”；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将“传染性疾病”作为未来十年内全球最严峻的风险之一。国际组织的长期高度关注显示出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疫情重塑了各国公共卫生和社会治理体系，并迅速外溢至国际层面，导致全球经济波动、地缘对抗加剧以及非自愿迁移等系统性后果。在此过程中，风险影响具有极其显著的跨地域、跨领域传导特征，因此新冠疫情可作为研究系统性风险的典型案例。

人工智能生成虚假信息。《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将“错误信息与虚假信息”列为最严峻的短期风险。在国家层面，该风险将对社会舆论、公共安全、政治及经济系统造成重要影响，在全球层面则可能演变为认知战和信息战，导致地缘冲突与对抗，直接威胁国际安全秩序。人工智能生成虚假信息风险具备典型的链式传导和全球化外溢特征，其影响可跨领域扩散并通过网络跨境传播，引发全球性、系统性的连锁反应。

以上所选案例既关乎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核心问题，也反映出对重大历史教训的经验总结。案例所涉及的安全领域，不仅在国内学术研究中具有充分的学理支撑，也与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风险议题高度契合，因而可作为研究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样本。

03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形成因素分析

本部分引入国际广泛应用的HEV风险评估体系，从致灾因子（Hazard）、暴露度（Exposure）与脆弱性（Vulnerability）三个方面讨论系统性风险的形成（见表1）。这一理论体系最早由联合国灾害救助办公室（UNDRO）在《自然灾害与脆弱性分析：专家小组会议报告》中提出。随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极端事件与灾害风险管理特别报告》中将HEV分析系统应用于气候风险研究，联合国减灾署（UNDRR）则于《2015—2030年仙台减灾框架》中进一步推广该框架，使其成为分析与制定国际减灾政策的核心工具。目前，HEV已成为全球灾害风险评估和治理实践中的主流分析方法。

表1   系统性风险形成因素及其特征

（一）致灾因子

致灾因子是指可能导致生命损失、人员受伤或其他健康影响，对财产安全、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和环境资源造成损害与损失的，由自然或人为引发的驱动因素。系统性风险事件的致灾因子呈现三个特征：不确定性、变异性和多样性。就致灾因子自身属性而言，其高度不确定性是系统性风险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主导着系统性风险的形成与演化。以“9·11”事件为例，恐怖分子的袭击时机、手法及目标均难以预测，使既有安全防控体系短时内失效，系统性风险冲击尤甚。

同时，致灾因子的变异性无形中增大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难度。新冠肺炎疫情中，作为致灾因子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具有高感染力、强变异性、快速传播等典型特征。其RNA基因组易发生突变，病毒能够持续演化出多种变异株，如Delta和Omicron等。研究表明，这些变体的刺突蛋白与宿主受体的结合能力增强，从而在感染能力、传播速度、疾病严重程度与免疫逃逸方面更具优势。这不仅显著加剧了疫情的复杂性、危害性与持续性，也增加了系统性风险的不可控性，推动了系统性风险在社会、经济及公共安全领域迅速扩散和广泛传播。

此外，致灾因子的多样性加剧了系统性风险演化的复杂程度。这种特性成为致灾因子多种独特组合方式的前提：多类致灾因子通常以复合、协同、衔接或叠加等方式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往往导致更为严重的灾害损失。在全球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中，致灾因子表现为全球变暖引发的高温热浪、强降水、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而高温热浪与干旱致灾因子复合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造成的侵害相较于单一致灾因子而言明显增加。

（二）暴露度

暴露度是指存在于受风险影响的环境中的人类健康、基础设施、服务资源、环境功能等经济、社会、文化资产的时空分布特征。系统性风险事件的暴露度呈现三个特征：

第一，异质性。以全球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为例，对于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及风暴潮风险，低海拔国家和沿海地区暴露更大；低纬度地区则更易受到热浪和干旱威胁；而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大型城市则普遍暴露于极端降雨和内涝风险。这种因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等条件差异而产生的不均衡暴露，使得灾害冲击在不同承灾体系统中呈现出不同的系统性风险表征。

第二，动态性。暴露度的动态变化显著影响系统性风险形成的概率与规模。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初期，受算力及技术门槛限制，其应用仅限于开发者和科研人员，暴露范围有限。然而，自2022年起，随着生成式AI工具广泛普及，用户群体迅速扩张，暴露度呈现指数级增长。ChatGPT推出后仅2个月，其月活跃用户突破1亿，周活跃用户达3000万；至2025年4月周活跃用户已达8亿，暴露人群规模在两年时间内增长超过26倍。用户基数的急剧膨胀使各领域暴露于AI生成虚假信息的风险骤增，暴露度的动态增长最终推动局部性信息风险汇聚、升级为全局性安全威胁。

第三，关联性。承灾体系统由高度耦合的子系统构成，决定了暴露度必然具有内在的网络化关联。例如在海湾战争中，军事安全网络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社会、经济及生态系统紧密交织。正因如此，局部的暴露因系统间的高度耦联而扩展为整体暴露，这种关联性使地缘政治威胁不只作用于军事安全系统，更将导致地区乃至全球社会经济秩序与资源生态环境均暴露于武装冲突之下，形成跨领域的广泛暴露与多层级的深度暴露。该关联机制使系统性风险在形成初期即呈现规模性与复杂性特征，并持续作用于后续阶段，是系统性风险产生级联效应的重要成因。

（三）脆弱性

脆弱性指易受不利影响的倾向或习性，包括对侵害的敏感或易感程度，以及系统表现出来的缺乏应对和适应风险的能力不足。系统性风险事件的脆弱性呈现三个特征：差异性、能动性和依存性。

首先，脆弱性在不同风险事件和不同承灾体类型中呈现显著差异。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人群脆弱性：免疫力低下的群体（如儿童、老人、基础病患者等）往往更易受到感染威胁；人工智能生成虚假信息事件中的社会脆弱性：网络空间环境在政策制定、平台治理与信息甄别方面存在不足；气候变化情境下的资产脆弱性：年久失修或未达到防护标准的基础设施更容易在极端灾害中遭到破坏。脆弱性的差异化特征使系统性风险更易在各安全领域的薄弱环节形成、积聚与爆发，从而加剧了承灾体系统整体的脆弱性与级联失效的可能性。

其次，脆弱性水平并非一成不变，通过有效的防护与治理措施能够降低脆弱性水平。在重大传染性疾病背景下，可通过居家隔离、接种疫苗等方式有效降低免疫力低下人群的脆弱性；在人工智能生成虚假信息事件中，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监测机制和加强防诈宣传等举措，能够从制度、环境与认知三方面削弱社会脆弱性。值得一提的是，脆弱性的能动性特征为抑制系统性风险的形成提供了调节的可能。

最后，脆弱性具有显著的依存性特征。承灾体系统的整体脆弱性取决于其内部各子系统的脆弱性水平，且子系统之间存在紧密的依赖与连锁关系。当多个关键组件级联失效并超出系统调节阈值时，该系统将受到破坏。以切尔诺贝利事故为例，若电力安全试验在正常功率、稳定状态下运行，事故难以发生；即便仍在非常态下试验，若关键安全装置保持正常运行，系统仍能维持稳定。然而，当试验操作不当、反应堆设计缺陷及安全系统关闭等多重薄弱环节同时出现时，子系统的脆弱性在依存链条中累积放大，导致系统整体脆弱性急剧上升，最终崩溃失控，触发系统性风险。由此可见，脆弱性的依存性为系统性风险形成提供了关键的内在机制。

04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传导维度分析

系统性风险的传导路径错综复杂，寻找合理且准确的分析向度，成为认识与治理系统性风险的核心和关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从近期（2025年）、中短期（至2027年）及长期（至2035年）三个时间框架讨论全球风险的演化；国际科学理事会（ISC）在《系统性风险简报》中强调了系统性风险传导的空间规模（Scale），将其划分为全球、国家、区域和地方四个层级；此外，诸多权威研究均重点关注系统性风险传播的跨界效应，这一特征应予以充分考虑。因此，本部分将系统性风险的传导路径整合为“时、空、域”三维分析体系，旨在清晰地捕捉传导模态、系统地梳理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根据每个传导维度设定具体的量化刻度，从而构建统一参照框架，为具体风险事件的定位、分类与评估提供标准与依据。

（一）时间维度

系统性风险的时间维度属性可从传导模式与影响时长两个层面进行阐述。系统性风险一经形成并开始沿时间维度传播，其传导模式即已确定，并直接决定了风险作用的速度；影响时长则界定着风险持续作用的时间范围，二者共同刻画了系统性风险在时间维度上的完整演化路径。

按照传导模式区分，可将系统性风险分为瞬发型和缓发型。瞬发型系统性风险类似于“黑天鹅”事件，几乎无预兆而突然爆发，发生过程迅速且短暂，由于不可预知、缺乏应对准备，其往往造成系统的骤然崩溃和深远的损失，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等。缓发型系统性风险则存在防范与应对的时间窗口，如1984年非洲大饥荒。早在1982年非洲大旱期间，联合国粮农组织就已发出粮食威胁和饥荒预警；至1984年6月，仍有24个国家约1.5亿人遭受严重灾害，急需粮食援助与救济。研究表明，长期以来的不利因素与结构性问题最终导致了风险爆发：“非洲目前的粮食危机本质上是长期的，并且已经累积了二十年”。由此可见，此类风险通常呈“灰犀牛”形态，长期存在且难以即时化解，同时因演进过程缓慢而易受忽视，却能够造成严重危害。

系统性风险影响持续的时间，是其沿时间维度传导的重要衡量指标。据此，可将系统性风险事件划分为年尺度（1～10年）、十年尺度（10～102年）、百年尺度（102～103年）及千年尺度（103年以上）。系统性风险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时间尺度，同时，时间尺度亦能够表征风险演化的复杂性，反映出识别与应对该风险的困难程度。以3·11日本地震及核事故为例，由地震引发并链生海啸、核泄漏等多重灾害的复杂事件结构，决定了其影响必然跨越极长的时间范围。其中，福岛核泄漏所引发的放射性污染将整个事件的影响推至千年尺度，这不仅是自然灾害与技术灾难交织复合而形成的必然结果，也更深刻地反映出此类风险在识别、预防与治理层面所面临的极端挑战。

（二）空间维度

伴随着全球人口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全球化与城市化的纵深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传统的地理空间隔绝几乎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系统性风险能够借助高度互联的空间网络传导，呈现跨区域扩散态势。在空间维度上，系统性风险具有跃迁型、蔓延型和辐射型三种基本传导模式。跃迁型传导呈现非连续、离散性特征，例如新冠肺炎疫情主要通过国际航班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初期传播，系统性风险在短时间内实现长距离、跳跃式传导，在非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同步爆发；蔓延型传导依托于地理空间的邻接和功能上的连续，表现为线性延伸、逐级推进的链式反应。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系统性风险发端于美国房地产市场，最先冲击本国金融系统，随后沿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链条，传导波及欧洲、亚洲等关联市场，最终引发全球性经济震荡。辐射型传导是指系统性风险由风险源向外部多方向、同步发散，传导路径交织形成网络结构。例如，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放射性污染物以核电站为中心，借助大气环流、水体输送及生态食物链等多重通道，迅速向全球范围展开网状扩散。

按照系统性风险传导和影响的空间范围，可将系统性风险事件划分为地方尺度（1-104km2）、国家尺度（104-106km2）、区域尺度（106-107km2）、洲际尺度（107-108km2）和全球尺度（108km2以上）共五大层级。需要注意的是，该分类体系中的面积参数使用了数量级标记法，其目的在于界定各空间范围近似的指数等级，而非描述具体、连续的地理面积。因此，需结合各行政层级的含义理解，例如“区域尺度”意味着影响范围超越国界并扩展至大洲级别的面积量级。系统性风险传导的空间尺度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风险源自身的扩散强度，二是传导介质的联通能力。内外部条件的共同作用决定了系统性风险跨尺度渗透与大范围传播的潜力，表现为风险能够实际到达的地理边界；同时使其传导过程始终具有动态复杂、难以预测的根本特征。

（三）领域间维度

系统性风险主要通过继发型、并发型与反馈型三种传导模式实现跨领域传播与放大。继发型传导，即某一领域的源发风险触发其他领域的次生风险，以1984年非洲饥荒为例，长期干旱的极端气候条件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粮食绝收，进而演化为大规模、灾难性的饥荒危机。并发型传导表现为多个安全领域风险同时发生并产生叠加效应，加剧了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强度。东欧剧变过程中，多数国家同时面临政治制度失稳、经济转型受挫、社会矛盾激化等一系列并发危机，各领域风险在外部和平演变政策的推动下同时爆发，最终导致区域秩序的整体动荡。反馈型传导强调不同领域风险之间存在反馈回路，能够相互作用并循环强化，导致危机持续扩大。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市场的崩溃首先冲击经济与社会安全领域，表现为实体经济衰退、企业破产及失业率上升，这些后果又反作用于金融系统，进一步导致信贷环境恶化，形成典型的正反馈机制。

在统一研究框架下，将与系统性风险事件关联的安全领域数量与安全领域总数的比值定义为该风险事件的影响比重，用以衡量系统性风险跨域传导的程度。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长期采用网络分析方法绘制全球风险格局图谱，用以描述全球风险之间的关联关系。本研究采用2025年全球风险认知数据，统计33项全球风险在整体网络中的度值，初步得出每项风险的跨领域关联程度。在此基础上，计算分析各节点度分布及排名情况，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具有可比性的比例指标。具体量化分级如下：

在33个全球风险节点中，节点度的最小值为5，最大值为25，中位数为10，四分位点分别为P25="8，P50=10，P75=12，四分位距为4，整体呈长尾分布，高度值风险事件数量较少，低度值风险事件集中。结合统计特征和自然断点，将影响比重划分为弱关联（0.25及以下）、中关联（0.25至0.5）和强关联（0.5及以上）。该分类定级依据直接来源于全球风险网络的实测分布，使量化标度更符合风险跨域传导的真实结构，兼具科学性与可信度。这一划分不仅有助于揭示系统性风险在领域间扩散的整体格局，亦能精准识别不同安全领域在传导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从而为系统性风险治理提供基于实证的决策参考。

表2   系统性风险传导维度、属性及典型案例

05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耦合机制分析

Charles   Perrow在其著作《Normal   Accidents:   Living   with   High-Risk   Technologies》中提出，系统的复杂性（Complexity）与耦合性（Coupling）是决定高风险技术系统安全性能的两个核心属性。鉴于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事件普遍表现出非线性演化、级联式传导等复杂系统特征，因此将聚焦其耦合性质以揭示风险升级的动力机制。本部分将重点研究风险事件发生后、产生系统性影响的过程中存在的耦合升级现象，并进一步将系统性风险耦合升级的内在机制区分为高度耦合与松散耦合两种模式。依据上述分析对案例进行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系统性风险耦合机制及典型案例

（一）高度耦合机制

在系统性风险传播过程中，若风险作用的安全系统之间高度依赖、既难以抵消冲击又无法提供延迟或缓冲，风险通过即时且迅速的连锁反应升级放大，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属于高度耦合机制类型。结合常态事故理论，将高度耦合机制的表现及特征归纳如下：

第一，风险急剧演化升级，应急处突效能有限。风险在极短时间内即完成耦合放大，几乎没有任何缓冲和干预的空间。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为例，反应堆瞬间失控并引发爆炸，放射性物质迅速扩散，此过程中安全系统和人为干预均无法发挥作用，导致风险迅速放大升级为系统性灾难。正因如此，应对与控制高度耦合的系统性风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事先构建的防护体系强度与基础设施韧性。在2011年日本地震中，日本长期实施的抗震建筑规范与结构设计有效降低了地震导致的直接损失，但在面临超预设海啸与突发核电站事故时，仍暴露出冗余性措施与韧性设计的不足，最终导致系统性失控与应对被动。

第二，系统刚性联结作用，缺乏灵活替代路径。高度耦合系统本身具有极强的刚性和单一性，这意味着一旦关键环节遭受冲击而失效，系统无法通过替代路径或备用资源去分散或消解冲击的能量，只能沿着既定路径持续累积，最终呈现耦合放大效果。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核心金融机构与经济市场紧密耦合，信贷与投资产品缺乏替代机制，局部信用风险迅速累积并在全球范围放大，最终形成系统性金融危机。

（二）松散耦合机制

松散耦合机制是指系统各组成部分间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并具备一定缓冲空间和冗余措施的风险放大模式。在该机制下，人为干预措施常受制于应对资源数量、信息识别能力与决策优先级等多种因素，致使系统性风险难以在短期内彻底化解，而是持续跨域渗透、渐进演化，最终升级为全局性、长期性的治理困境。经松散耦合放大的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出以下三方面特征：

其一，具有可观测的预兆信号。通过对关键节点、状态变量及关联指标的监测分析，能够动态识别系统性风险积聚与异变的趋势。以1984年非洲大饥荒为例，自1982年起区域性干旱持续加剧，降水量骤减，农田大面积歉收绝收，这些现象均已构成明确的风险信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据此发布了早期饥荒预警。

其二，存在应对与干预风险的时间窗口。松散耦合的缓冲空间为多元主体的协同响应提供了契机，自风险征兆初显至实质危机爆发前，国际组织、各国政府部门等各级各类主体可联合开展预警监测、资源调配与精准防控，从而有效延缓和遏制系统性风险升级。例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通过定期发布评估报告，预测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及相关影响，呼吁并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正是松散耦合机制隐含的可干预特性，凸显出监测预警、联合行动以及系统韧性建设在风险治理中的重要意义。

其三，调控措施能够抑制系统性风险升级。尽管松散耦合机制下，系统性风险的耦合放大具有长期性，但积极有效的控制手段仍可遏制其演化升级进程。在人工智能生成虚假信息引发名誉侵犯、隐私泄露等社会风险后，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以弥合技术滥用的制度漏洞，逐步抑制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升级态势，并防止其向经济、数据等更广泛安全领域扩散。

因松散耦合机制具有预兆信号明显、演化周期漫长等特征，防控主体往往低估甚至忽视该类系统性风险的潜在威胁。然而，其实际破坏力并未因作用方式相对缓和而减弱，反而因长期累积、隐性演化和应对疏失，更易触发系统大规模、级联性失效。

06“因素—维度—机制”综合分析框架与防范策略

根据“因素—维度—机制”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分析框架，本研究提出防范化解系统性安全风险的阶段性应对策略，形成科学、严密、高效的综合防控治理体系。

（一）韧性抑制风险形成：提升防范能力，走出“蛛网困境”

致灾因子叠加、暴露度扩张与脆弱性累积驱动着系统性风险的形成。现代社会下，三种因素变化趋势加剧，使风险格局更加错综复杂：人类活动的繁复与新兴科技的迭代加剧了致灾因子的叠加作用，城市化进程导致暴露度呈非线性增长，脆弱性则伴随着经济发展日趋多维。城市承灾体表现出人口密度高、财富集中度高、安全核心聚集度高、关键系统耦联度高的“四高”特征，充分概括了人口暴露与资产暴露刚性绑定、社会脆弱性与经济脆弱性紧密关联的现状。在此背景下，传统风险防控体系因其刚性、静态和被动的模式，已难以适应动态复杂的安全环境，以致在风险冲击下无法化解扰动，局部漏洞可直接导致系统的全面失效，这一现象即为风险防控的“蛛网困境”。

蛛网困境产生的根源在于风险视角局限和防范能力欠缺。使用局部、片面、孤立的低维视角看待风险极易陷入安全防范的“舒适圈”，在此基础上设置的防护体系必然高度脆弱且不稳定，难以应对外部威胁。走出蛛网困境要求做到：第一，掌握总揽全局、统筹擘画的开阔视野。跳出偏安一隅的局限思维方式，以宏观、整体、联系的高维度视角看待国家安全问题，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地做好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应对准备。第二，借助韧性理念重塑系统性风险防范体系，科学、精准、扎实、全面提升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下好“先手棋”、把握主动性，聚焦系统性风险事件形成阶段实现优先干预。掌握致灾因子形成特性与组合形式，根据致灾强度构建分级防护体系；同时，重视提升承灾体的整体韧性。使国家安全系统实现即时静态抵抗与长期动态复原的有机统一，既能迅速吸收外部冲击能量，又能及时恢复内部功能稳态，在自适应的动态平衡中强化抗风险、抗打击能力。

（二）协同应对风险传导：“时—空—域”多主体和分层级治理

系统性风险治理涉及众多主体与广泛领域，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沿时、空、域维度的传导，必须依靠多主体跨层级、跨领域的紧密协同与高效配合，以实现压缩传导时长、限缩空间范围与降低跨域影响的核心目标。

系统性风险在发端于地方尺度时，即便已触及多个安全领域，其传导往往尚未深入。因此，属地相关主体的快速协同响应尤为关键，需迅速建立指挥体系、启动应急预案，并实施动态监测与分级响应机制。以城市洪涝灾害风险为例，水利部门依托水文监测发布预警，交通、公安及社区力量协同转移与救援受困人员，企业提供应急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门则统筹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强针对性防范。该过程中，多方通力协作，形成信息共享、技术支撑、资源联动的立体防御网，最大程度防止系统性风险进一步衍生和扩散。

在系统性风险突破地方承载阈值之后，治理重心应上移至国家及区域层面，协同范围相应扩展。此阶段，国家综合协调部门需联动能源、交通、公共卫生等关键部门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同步推进跨境风险协同应对。对于扩散至区域或洲际范围的系统性风险，应在既有合作框架（如东盟灾害管理委员会、欧盟民防机制等）基础之上，建立常态化数据共享与资源调度体系，针对重点领域制定联合应对预案。在处置源发风险方面，发挥国家主导作用；在控制系统性风险传导方面，则依靠区域协同配合，形成跨国界、跨领域、全方位的风险综合防控格局。

面对具有全球扩散特征的系统性风险，应依托国际组织与多边对话合作机制，实现三阶协同治理。技术层面，可以通过风险数据共享与技术互补提升对全球性风险的监测与研判能力，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制度层面，应保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核心协调职能，强化其资源调配、监督执行的权力，审慎平衡风险治理效能与国家主权让渡间的矛盾，完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多边治理体系的权威性与稳定性；价值层面，倡导建立风险应对共同体，在合作体系共建、责任使命共担、治理成果共享的情境下，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全球实践将持续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共识。

由此可见，多主体协同治理具有明显的“时—空—域”差异特征：地方层级擅长风险精准识别与快速响应止损，国家、区域与洲际层级善于信息互通共享、统筹资源配置，全球层级则具备多边对话规则与制度优势。该策略有利于各治理主体在时空间、领域间形成防控联动、高效处置的合力，共同应对系统性风险多维传导。

（三）综合防控风险耦合：统筹结构、认知与资源的三重视角

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的耦合机制是其影响后果级联放大的核心驱动。控制系统性风险耦合的强度与规模，遏制其失控性升级放大，不仅应关注耦合作用的内在机制，更应综合考量主观认知与客观资源条件，在明确风险耦合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风险防控认知，实现关键资源合理配置。据此，提出三重定向策略：

首先，推动风险耦合机制的结构性转化。核心含义是通过干预措施，在最大限度内将高度耦合机制转化为松散耦合机制，以争取风险应对时间，实现系统性风险降维。具体而言，可通过模块化分解降低组成部分间的直接依赖，确保各关键系统能够相对独立运行，避免小范围故障引发全局失效；引入冗余设计和缓冲机制，分散局部冲击对整体系统的影响，降低扰动传播速率。通过上述方式，推动耦合速度由快转慢、耦合强度由强转弱、耦合表现由隐式转向显式。一方面能够延缓系统性风险演化升级进程，为监测预报、资源调度等应急响应举措争取关键时间，减少次生灾害发生可能，抑制风险级联放大；另一方面，实现风险耦合作用范围、传导路径及持续时间等信息显化，避免其处于隐蔽、模糊与未知的危险状态，能够使系统性风险可辨识、可干预，从而提升风险治理的有效性与针对性。

其次，培养平战结合、防控兼备的认知思维。国家安全风险的“系统性”特质与影响，主要来源于耦合放大阶段。因此，必须从认知层面强化对风险耦合机制类型的识别与理解，并据此构建差异化的响应逻辑与防控策略，以“平时”之严防保障“战时”之可控。在高度耦合机制下，治理主体应将应对重点前置至事先防范与应急准备阶段，突出常态化风险防控能力的建设：不仅应优化物理屏障、技术设施等刚性措施，更需注重提升预案演练、排查摸底等软性能力，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的认知转变。此外，高度耦合机制缺乏替代路径与缓冲空间的特性，要求治理主体牢固树立全局与系统观念，重视并保障关键环节的稳健运行，平衡好重点防御与整体把控。在松散耦合机制下，治理主体须具备“尽早识别、即时响应”的主动意识，对风险预兆信号进行精准识别与先期干预，把握风险处置窗口，避免“见而未察、知而不为”现象。同时，应建立系统性风险的长效跟踪与动态评估体系，防止风险因长期性、渐进性累积而终致升级失控。

最后，优化全要素资源配置与调度效能。资源是将防控决策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关键支撑，也是抑制系统性风险耦合升级的重要保障。一方面，治理主体应协调人力、财力、物资、科技与基础设施等多类资源，通过要素优化组合形成协同防控合力；另一方面，须对有限资源进行精准分配与高效调度，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既能保障对高度耦合风险的快速响应与集中投入，又能保证对松散耦合风险的长期监测与常态防控。

07结论

精准识别、科学分析与高效化解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是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然举措，也是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核心命题。把握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演化规律与治理路径，既是防范新兴风险挑战的现实基础，更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本文以十大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典型案例为研究样本，重点围绕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扩散与升级过程，从形成因素、传导维度与耦合机制三个层面展开特征归纳与归因分析，系统、全面地梳理其核心特性与动态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因素—维度—机制”的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综合分析框架，旨在为系统性风险事件的学理分析提供理论方法，为优化国家安全治理实践提供路径依据，为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的识别、研判、评估和预测提供可靠的参照向度。纵观历史，人类社会正是在应对重大风险的过程中不断突破认知边界、完善制度体系、创新治理范式，在与风险的博弈与抗衡中理解安全、创造安全、守护安全。“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的时代要求下，亟须将灾难记忆转化为制度智慧，将个案经验总结为普适规则，方能在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夯实国家安全根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行稳致远。

本文转自社会治理期刊，作者徐心瑢、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