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聚焦论证国家安全学的学科自主性及其知识体系建构，根植于“治乱兴衰律”“生存发展道”与“安全器用术”三者构成的辩证统一体。其中，   “治乱兴衰律”构成学科探究国家历史命运起伏规律性的认知基础，赋予其深邃的历史纵深；“生存发展道”聚焦于国家统筹发展和安全现实路径的实践理性，彰显其战略科学的属性；“安全器用术”则是学科支撑战略、应对挑战的方法手段与技术体系的总和，落实其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三者以“总体性”为灵魂，形成一个从历史认知、战略谋划到操作实践的逻辑闭环。本文在阐释这一核心范式的基础上，通过辨析其与相邻学科的根本差异，论证国家安全学正是凭借此独特范式所生成的总体性视野与整合性思维，在学科体系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自主品格；其下设的二级学科建制则是该范式制度化、专门化的具体体现，共同致力于构建和服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国家安全学｜   自主知识体系｜   学科性质｜治乱兴衰律｜   生存发展道   |安全器用术   ｜   总体性

引言

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背景下，国家安全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与之相应，以服务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使命的国家安全学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生长点。然而，作为一门典型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关乎学科合理性与理论成熟度的根本性问题：如何真正确立学科知识体系的内在统一性与自主性？其理论建构的深层逻辑与核心范式何在？其区别于政治学、军事学、公共管理学、安全科学与工程等相邻学科的特性为何？

回答上述问题，不能停留于对“国家安全”概念的政策性转译或对相关学科知识的简单嫁接，而必须进行深刻的学科哲学奠基与原创性的理论范式构建。本文认为，国家安全学的独特身份与自主品格，深植于一个由“治乱兴衰律”“生存发展道”与“安全器用术”构成的动态辩证统一体（简称“律—道—术”统一体）之中。这三者构成了一个从历史规律认知（求真），到现实战略谋划（求用），再到操作方法集成（求法）的完整逻辑链条与实践闭环，并以“总体性”为贯穿始终的灵魂，共同生成了国家安全学理解、分析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基本范式。

论证“律—道—术”的辩证统一，可为国家安全学超越知识嫁接、实现自主理论生成提供内在逻辑，为服务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经世致用”的学科价值奠定坚实基础。它既是学科知识体系得以建构的框架，也是区别于相邻学科的根本标识。国家安全学的自主品格正源于对这种独特逻辑闭环的自觉把握与体系化运用，以及这一过程所展现出的总体性视野、历史纵深与实践智慧。国家安全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正是将这一核心范式具体化为系统的概念、理论、方法与实践，进而在学理层面确立学科边界与内核的过程。

一、治乱兴衰律：历史规律与矛盾运动的认知探源

治乱兴衰是中国传统历史哲学对国家命运周期性变迁核心动力的凝练概括。自《左传》提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古老命题，直至历代史家对王朝更迭的反复叩问，这一规律性认识始终是理解中国政治文明演进的一条深层主线。将“治乱兴衰律”确立为国家安全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并非简单援引古典概念，而是为这门新兴学科植入深刻的历史哲学自觉与规律探寻意识，确保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深植于国家政治共同体漫长演进的历史土壤之中。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治乱兴衰本质的揭示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宏观视野审视，治乱兴衰本质上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运动、激化、调适乃至周期性变动的呈现。“治世”通常对应着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适应并促进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有效服务于经济基础、社会资源分配相对合理、内部凝聚力较强且能有效应对或化解外部挑战的相对稳定期。与之相对，“乱世”则往往源于生产力发展与僵化生产关系间的尖锐冲突，上层建筑的低效或腐朽、社会公平的严重缺失、阶级矛盾的激化，或在外部压力冲击下内部脆弱性总爆发。在宏观历史尺度上，国家安全所追求的“持续安全状态”正是对“治世”的追求与维系；而其所防范的“危险与威胁”，则是“乱世”苗头或症候的显现。这就要求国家安全学研究必须超越对具体安全威胁的表象化分析，深入探究导致“治”与“乱”、“兴”与“衰”历史性转换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外部环境等总体性、结构性动因。

（二）中国共产党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与行动自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百年壮阔实践中，始终贯穿着对治乱兴衰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与自觉遵循。这一历程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治国理政实践，从而为国家长治久安开辟道路的伟大探索。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对”中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为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指明了方向。这一论断的深刻之处在于超越了历代治国者对具体制度、政策的修补性思考，从政权的根本性质和生命力源泉的高度，将“治”的根本置于人民主体性之中。它揭示了唯有建立真正的人民监督机制、确保国家政权始终对人民负责，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政权衰败。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规律层面实现了对传统“治乱”命题的历史性超越，奠定了人民民主的制度逻辑。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以“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深刻洞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对治乱兴衰规律的认识。这一思想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角度，回答了如何巩固政权、实现长治久安。它科学阐明政权的稳固、社会的稳定，其最深厚的力量源于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不仅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从根源上有效化解了因贫穷、发展停滞可能引发的“乱”与“衰”的风险。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自觉运用。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对治国理政规律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深邃哲学内涵和鲜明时代特征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从根本上揭示了遵循历史规律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决定性意义。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正是这种对历史规律进行科学把握和创造性运用的集中体现。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对古今中外特别是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经验教训的深刻洞察，源于对当前中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与面临风险挑战的规律性认知。在高度复杂、深度互联的现代社会中，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内外风险传导联动，单一领域的失序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因此，维护国家安全必须超越历史上局限于军事、政治安全的传统思维，超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对方式，转向立足系统整体、强调辩证统筹、追求标本兼治的新安全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发展视为安全的基石，将安全视为发展的保障，正是对历史上因发展停滞而积贫积弱、因忽视安全而发展中断等深刻教训的规律性回应；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将人民置于国家安全的核心，深刻呼应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贯穿历史治乱的根本法则。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总结了中国历史实践具体经验，更升华为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把握复杂系统演进的规律性认识与方法论自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工作规律乃至对治国理政中“治”与“乱”、“兴”与“衰”的辩证运动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重大理论创新，为新时代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不断开辟事业发展新境界、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引和行动遵循。

（三）贯穿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总体性观照

从历史经验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视角来看，深入探究“治乱兴衰律”构成了国家安全学最为根本的规律性认知基础与历史哲学底蕴。它要求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长时段历史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并植根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宝贵思想与实践智慧之中。“治乱兴衰律”作为研究对象，要求国家安全学必须秉持一种总体性观照——国家安全不能被简单视为军事、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安全的加总，而是一个由经济基础、政治结构、社会关系、文化认同、地缘环境等多重维度辩证统一构成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某一领域的重大风险很可能源自另一领域矛盾的传导与转化；而安全保障能力的强弱，根本上取决于国家整体系统的韧性、适应性与变革能力。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强调的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首的“五个统筹”原则，其深层哲学依据正是对由历史规律所揭示的总体关联性的深刻把握。国家安全学所要构建的国家安全思想、理论、规律、原理等知识体系，必须融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规律性认识、具备历史社会学的宏大视野，使其理论建构扎根于人类政治共同体演进的长波段规律之中。唯有如此，国家安全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才能超越就事论事的对策分析，形成具有历史穿透力、现实解释力与未来前瞻性的认知框架，为在贯穿历史的前进逻辑中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实而深厚的学理支撑。

二、生存发展道：现实路径与实践理性的科学探索

如果说“治乱兴衰律”旨在“求真”——探究国家命运起伏背后的历史规律，那么“生存发展道”则侧重于“求用”——致力于为国家在复杂现实环境中探寻一条能够保障持久安全、实现持续发展的可行路径。“生存”指向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底线维系，是“道”的根基；“发展”则关联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重大利益的拓展，是“道”的目标与更高层次的生存形态。将“生存发展道”确立为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意味着学科必须兼顾历史规律思辨和现实战略路径的理性设计与能动探索，实现知与行的统一。

（一）传统智慧与科学方法之道

“道”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是一个意蕴深广的范畴，既指向“天道”“地道”所蕴含的客观规律与法则，也意指“治国之道”“生存之道”所标明的实践路径与方法智慧。中华文明对国家“生存发展道”的求索源远流长，积淀了丰厚的政治智慧。儒家倡导“仁政”“王道”，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治国以德、施行仁政来凝聚人心、稳固社稷，实质上是从政治伦理与治理合法性的维度探索长治久安之道。法家注重“法、术、势”，强调严明法制、富国强兵以应对外部威胁，是从制度与实力层面构筑生存保障。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关于国家如何存续、如何兴盛的传统智慧资源，其核心关切始终围绕着秩序（治）的构建与维系，同时内在地包含了安全和发展的原始统一。

马克思主义传入及其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为国家“生存发展道”的探索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实现了对这一命题认识的革命性飞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人类的“生存”首先取决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发展”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将这一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本质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国家安全学学科视角审视，这条道路本身就是一条宏大、系统的“生存发展道”。它清晰地阐明国家的生存（安全）不可能建立在贫穷与停滞的基础上，必须通过持续的发展来夯实安全的物质根基；同时，发展必须以安全的环境为前提，没有稳定与主权保障，一切发展成果都可能得而复失。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建设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人民军队”，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到“在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从“稳定压倒一切”到“统筹改革发展稳定”，这些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战略思想与实践，无不深刻体现着对发展和安全辩证关系的自觉把握与持续探索。这是“生存发展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具体展开，体现了传统实践智慧向科学方法论的跃升。

（二）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之道

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等重大战略部署，标志着国家安全学对“生存发展道”的探索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这绝非泛泛的国家治理讨论，而是紧扣安全保障发展、发展促进安全这一核心辩证法的战略擘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战略深远性在于，通过强化国内经济体系的完整性、韧性与创新力来从根本上增强中国应对外部冲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免疫力”，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对国家安全环境的主动重塑。而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谋划的新安全格局，其根本在于并非孤立地就安全谈安全，而是深度融入并服务于新发展格局，通过在各领域、各层面构建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高水平安全保障体系，为发展行稳致远提供系统支撑。例如，在经济安全领域，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直接服务于经济循环的畅通与稳健；在科技安全领域，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不仅为发展提供核心驱动力，同时避免在关键领域受制于人；在社会安全领域，完善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为发展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领域，守住自然极限边界与安全底线，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前提；在外部安全领域，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是通过坚定的外交斗争与全球安全倡议推进，为发展拓展战略空间、保驾护航。这种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新安全格局为保障、以新发展格局为路径的实践，构成了新时代“生存发展道”的完整形态，是一条旨在最终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三）迈向实践理性的总体性谋划之道

国家安全学对“生存发展道”的研究，其根本指向于总体性谋划的实践理性。这一研究要求学科必须超越单一领域或短期对策的思维局限，在具体历史阶段、国情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复杂系统中，从国家生存发展的高度出发，审视和回答一系列根本问题：如何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这对全局性关系？如何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协同化的政策安排、前瞻性的能力建设与精准化的资源配置，将“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总纲转化为兼顾各方、可落地、可持续的现实路径？如何评估不同发展模式、开放策略、改革举措对总体国家安全的深远影响与潜在风险？这就要求相关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动态精准界定、对重大风险的早期预警与系统研判，以及对发展和安全长期综合效益的审慎权衡之上。国家安全学关于“生存发展道”的研究，应立足于在高度不确定的世界中为国家辨识主要趋势、把握战略主动提供认知框架，为选择最有利于民族长远福祉和政权稳固的生存发展路径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可操作的方案集成。这正是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的根本使命。它不仅致力于阐释“道”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必然，更聚焦于探究“行道”的系统方法与现实路径，从而推动国家安全学从理论阐释向实践智慧跨越，从要素和领域分析向总体性实践体系建构升华。

三、安全器用术：支撑保障和战略主动的现实方法

“治乱兴衰律”展示了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生存发展道”规划了国家长治久安的总体战略。而将宏大战略转化为现实的安全状态与能力，必须依赖一套精微、务实且能动的器用体系，此即“安全器用术”。它可定义为：国家为践行其“生存发展道”以有效应对现实与未来安全挑战，创新运用和系统集成的制度、政策、技术、工具和方法等的总和。“器”者，可谓工具与载体，既包括有形的技术装备、基础设施，也涵盖无形的制度、法律与标准；“用”者，指向实践与运用，强调其操作性、策略性与实效性；“术”者，正是方法与艺术，体现为在具体情境中灵活、精巧运用“器”以实现安全目标的智慧。“安全器用术”是连接战略理想（道）与安全现实（治）的桥梁，是国家安全能力在操作层面的集中体现。

（一）集大成的实践智慧与锻造方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术”的思考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周易·系辞》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指出“以制器者尚其象”，说明了“器”是“道”的具象化与物质承载。而关于“用”与“术”，《孙子兵法》可谓集大成者，全书13篇系统阐述了在军事安全领域如何综合运用情报（用间）、谋略（计、谋）、力量部署（形、势）、环境利用（地形、九地）及非常手段（火攻）等具体之“术”，以实现“安国全军”之“道”。法家重“法、术、势”，其中“术”特指君主驾驭群臣、推行法令的权谋与手段，虽有历史局限性，但体现了对维系政权稳定所需具体统治方法的极端重视。这些思想资源表明，古人已经深刻认识到，宏大的治国安邦理想必须通过一套与之匹配的精细化操作方法与技术体系来落实。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同时也强调理论一旦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揭示了“安全器用术”的两大基石：一是依赖并发展先进的物质技术力量；二是通过有效的组织与动员，将制度、政策等“软工具”转化为强大的现实能力。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实践中，这一原理获得创造性运用。例如，在国防和军事领域，中国共产党不仅强调“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道”与高层次“术”），也极其重视军事技术、组织编制、战术战法的不断创新。从“两弹一星”工程以尖端科技铸就战略盾牌，到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独立自主建设；从群众性国防动员体制的构建，到现代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改革……都是将安全保障的战略需求转化为技术突破、制度安排与行动方法的生动体现。在经济安全领域，从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到改革开放后构建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外汇管理、产业政策等一整套经济治理工具，无不是为了在复杂内外环境中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发展稳定的丰富实践。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安全器用术”，始终围绕核心安全挑战、兼顾技术硬实力锻造与制度软实力构建，并在实践中动态调整、持续演进。

（二）新时代安全器用术的系统集成与战略主动

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安全器用术”体系与内涵得到了根本性拓展与升华，其系统集成与战略主动特征愈发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这深刻阐明了以战略性、关键性科学技术为核心代表的先进“器用”，对于抢占发展制高点、保障国家安全、赢得战略主动的极端重要性。可见，新时代的“安全器用术”表现为多维度、一体化、追求协同增效的复杂系统。

在科技与产业维度，中国强调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既关乎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物育种等前沿科技领域发展，也关系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产业基础再造与关键技术攻关，是维护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总体的“硬核”支撑。在制度与治理维度，着力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国防动员体系，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这些制度性“器用”，旨在将安全治理深度嵌入国家治理全过程，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从事后处置到事前预防的治理范式转变。在政策与策略维度，注重灵活运用经济、外交、法律等多种政策工具协同发力。例如，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共同发展空间，在发展中筑牢安全根基；运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等法律工具，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通过深化教育、文化传播与人文交流增进国际理解与认同，在观念层面塑造于我有利的安全环境。在对外关系维度，倡导并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善于运用外交斡旋、多边协作等手段应对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通过展现高超的外交艺术与国际制度之“术”，来营造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以维护共同安全。在国民素养维度，将国家安全教育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广泛宣传、专业培训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是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社会基础之“术”。以上各维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下相互支撑、协同增效，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战略保障和塑造能力。

（三）面向现实能力转化的总体性集成

国家安全学研究“安全器用术”，必须立足于总体集成的宏观视野，聚焦于安全实践的系统操作与方法创新。这要求学科研究不能孤立地看待任何单一的技术、制度或政策工具，而应将其置于整体国家安全系统之中，探究如何将分散于各领域、各层级的“器用”要素，从尖端科技、法律法规、体制机制到外交策略、经济政策、社会动员、国民教育等，进行有机整合、动态匹配与协同优化。具体而言，学科研究需深入回答：如何基于“生存发展道”的总体要求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动态演变，系统性评估现有“器用”体系的完整性、有效性与科学性？如何前瞻性设计并创新性集成技术与非技术手段，形成应对复杂挑战的“组合方案”与“体系能力”？在科技快速迭代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性安排与治理框架构建，引导科技之“术”服务于总体安全之“道”，并有效管控其潜在风险？如何在操作层面优化流程、提升效能，使各项“器用”在制度运行、政策执行、资源配置中实现高效协同、避免“碎片化”与“内耗”？这要求研究者兼具顶层设计的系统思维与深耕细作的务实功力，能够贯通战略规划与落地执行，为构建一体统筹、精准高效、强大韧性的国家安全“器用”体系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科学的评估工具与创新的解决方案。这正是国家安全学实现其“经世致用”价值的最终落脚点，也是其在“律—道—术”辩证统一链条中将总体战略转化为现实能力的枢纽环节。

四、“律—道—术”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

国家安全学的自主性不仅在于前文分别阐述的“治乱兴衰律”“生存发展道”与“安全器用术”的基本内涵、时代发展和学科指向，更在于三者的辩证统一。三者并非彼此割裂的孤立范畴，而是共同构成了一个内在关联、动态循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共同描摹了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唯有把握这一有机整体的运作逻辑，才能理解国家安全的全貌，也才能解释国家安全学何以凭借此框架确立其独特的学科品格。

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律—道—术”三位一体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之中。国家安全作为一种最高形式的社会实践，彰显“律”“道”“术”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首先，“治乱兴衰律”是人们在实践中对国家安全历史规律的认识成果，属于认识世界的范畴，是根基与镜鉴。它源于对长时段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揭示了国家命运起伏背后深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外部互动规律。它如同一幅宏观历史图画，标明了哪些结构性矛盾、政策失误或外部挑战曾导致“乱”与“衰”，而哪些制度优势、战略选择与社会合力曾导向“治”与“兴”。其次，“生存发展道”是基于规律性认识并结合当前实际而形成的改造世界、实现安全的实践理念与战略蓝图，属于连接认识与实践的桥梁，是主轴与纲领。它在“律”所揭示的历史可能性边界与警示范围内，结合特定时代条件与国家核心利益进行前瞻性战略谋划与道路选择，回答“如何统筹安全和发展”这类根本问题。最后，“安全器用术”是将实践理念付诸现实的具体工具和方法，属于活动本身，是支撑与实现。它将“道”所规划的宏大战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技术手段、政策工具与操作方法体系，是“道”得以落实并应对威胁挑战与不确定性的现实力量。

“律—道—术”三位一体构成了一个从历史认知到战略规划，再到操作实践的完整逻辑链条与反馈闭环。三者关系体现为：“律”启发并指引“道”，“道”统领并规约“术”，“术”支撑并实现“道”；而“道”的实践与“术”的运用所产生的经验与教训，又反过来检验、修正、丰富乃至超越对既有“律”的认知。这是一个持续的、螺旋上升的辩证运动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的正确与否，“术”的有效与否，最终必须在保障国家生存发展的伟大实践中接受检验；而实践的结果又不断反馈，深化认知“律”、调整“道”和革新“术”。因此，“律—道—术”的统一，本质上是认识、理念、实践在历史活动中的统一。

“律—道—术”三位一体的辩证运动集中体现并贯穿于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百年探索实践中，并在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达到高度自觉与逐渐成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深化对治乱兴衰规律认识（律）、探索符合国情生存发展道路（道），并发展出一整套克敌制胜、保障安全的“器用”体系（术）的辉煌历史。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到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从“两弹一星”的突破到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从应对一系列风险挑战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不是“律—道—术”互动统一的生动实践。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与发展是“律—道—术”辩证统一在新时代的集大成与理论形态。在“律”的层面，它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特别是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科学把握了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安全问题的系统性、关联性、跨国性演变规律，以及中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各种矛盾风险交织叠加的复杂态势。在“道”的层面，它确立“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并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核心方法论，指明通过构建新安全格局来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的根本路径。在“术”的层面，它要求并推动发展出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综合集成的“器用”体系，包括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体系、强化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及运用科技、外交、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手段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

因此，国家安全学研究的终极旨归在于深入探究并自觉运用“律—道—术”的辩证统一关系。它要求本学科既不能沉溺于抽象的历史规律空谈（有“律”无“道”），也不能陷入缺乏历史纵深的短期功利谋划（有“道”无“律”），更不能停留于工具技术的机械堆砌（有“术”无“道”）。唯有将历史智慧、战略谋划与务实操作有机结合起来，在动态平衡中把握三者，国家安全学研究才能为国家在波谲云诡的世界变局中，洞悉规律、把稳方向、精进方法，从而切实有效地建构起坚不可摧的国家安全屏障，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这既是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实践性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与现实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五、国家安全学学科自主品格在“律—道—术”的辩证统一中确立

“治乱兴衰律”“生存发展道”与“安全器用术”三者构成的辩证统一体，不仅是解析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的深层逻辑框架，更是确立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区别于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内核与身份标识。国家安全学的自主品格，既不简单地源于其研究对象国家安全的综合性，也不仅因为其研究方法的交叉性，而根本上源于其以“总体性”为灵魂，对“律”“道”“术”进行系统性把握、一体化建构与动态性运用的独特学术范式。国家安全学的自主品格，是“律—道—术”辩证统一这一核心范式在学术研究中的必然显现。这一范式所蕴含的历史总体性、战略系统性与实践集成性，内在要求了一种超越传统学科分工的独特学科发展路径。这种独特性，在与相邻学科的参照中得以清晰辨识，并最终在学科内部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得到了制度化呈现。

（一）学科独特的总体性特质

“总体性”是贯穿并统领国家安全学全部研究的核心特质，具体表现为历史总体性、系统总体性与实践总体性。这三大总体性恰恰是通过“律—道—术”的整合得以实现，并以此划清了与其他学科的边界。

“治乱兴衰律”的总体性观照，体现于对跨领域历史经验进行萃取与再阐释，进而生成国家安全演进的系统性规律认知。历史学致力于还原与阐释具体历史过程，政治学侧重于研究特定政治现象与行为规律，均可触及治乱兴衰的某些方面。然而，国家安全学“治乱兴衰律”研究，根本目的并非单纯历史叙事或抽象政治理论建构，而是服务于对总体国家安全生成与演变规律的深度认知，为“生存发展道”的战略谋划提供深层的规律性依据。它要求从国家安全的总体性视角出发，对散见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行萃取、整合与理论再阐释，旨在形成一种服务于国家安全顶层战略设计、关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机制性和整体性规律认知。“治乱兴衰律”的研究之所以必须秉持总体性观照，根本原因在于“律—道—术”统一体范式赋予了其明确的功能指向。它并非为还原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要运用总体性思维，将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提供的丰富材料熔铸成理解国家安全历史规律的基础，为“生存发展道”的战略谋划提供深层的规律性依据和认知基石。

“生存发展道”的总体性谋划，升华为统筹内外大局、统摄发展和安全、统领国家长远发展路径的整体性战略性规划。国际关系研究聚焦于国家间互动关系的模式、动力与机制，公共管理学研究专注于政府内部的治理过程、政策效能与组织行为，两者都涉及“道路”或“策略”的选择。然而，国家安全学的“生存发展道”则是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前提下，对总体国家安全道路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它必须将国际关系研究所关注的外部战略环境、权力结构与制度约束，与公共管理学研究所聚焦的内部治理效能、政策过程与资源分配，置于一个统一的、以国家生存发展为最高目标的框架中进行系统性权衡与创造性整合。正如，制定一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国家战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研判国际科技竞争格局与技术封锁风险（国际关系研究范畴），也要设计国内科研体制、产业政策与资源动员机制（公共管理学研究范畴），更要评估其对国家科技主权、经济安全与长远发展的全局性影响。这种跨越学科分野、对内外战略进行一体化设计的强制性要求，是“生存发展道”研究的本质特征，也是其他单一学科范式无法独立承载的。

“安全器用术”的总体性集成，聚焦于将分散的专业手段进行协同配置与综合运用，以构建应对复杂挑战的集成性工具箱体系。军事学精深于战争规律、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之“术”，安全科学与工程擅长于特定行业或领域（如事故灾难、应急管理）的风险识别、评估与防控技术之“术”，法学则提供了规则制定、权利保障与程序正义之“术”。这些学科之“术”具有高度专业性、领域特定性与工具理性。然而，“安全器用术”的总体性集成特质，源于“道”对“术”的目标规约性。“术”的价值不单在于自身的技术精深度，而更在于其服务“生存发展道”所设定的总体战略目标能力。国家安全学的“安全器用术”尤为强调“系统集成”与“协同增效”。但它并非旨在替代上述学科的专业知识，而是需要研究如何将这些领域特定的分散之“术”（军事手段、科技工具、法律制度、外交策略、经济政策、舆论引导等），依据“生存发展道”的总体战略要求，进行协同设计、优化配置、动态匹配与综合运用，以形成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政策工具箱”与“能力组合拳”，追求“1+1>2”的整体性安全效能。这意味着，其核心知识产出是关于“术”与“术”之间如何功能互补、风险对冲、时序协同联动等的“集成方法论”与“协同治理模式”，旨在破解单一手段的局限性，实现多目标优化下安全效益的“帕累托最优”，完全不同于任何专注于发展单一领域内专业性之“术”的学科。

（二）学科知识体系的制度化呈现

国家安全学下设的四个二级学科（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和国家安全技术），并非彼此隔绝的“知识孤岛”，也非“律—道—术”的简单机械对应。相反，它们是“律—道—术”辩证统一这一核心学术范式，在面对国家安全这一复杂巨系统时，在不同研究维度、不同实践环节上的具体化、专门化与制度化呈现。上述每个二级学科都内在地包含着“律—道—术”的思维要求和价值导向，共同构成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

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是学科的“哲学基础”与“规律引擎”，其核心使命在于深度探究“治乱兴衰律”，构建国家安全学基础概念、基本理论与思想体系。同时，它也绝非脱离现实的纯粹历史哲学或思辨游戏，其理论建构必须始终观照生存发展的现实之“道”，并能够为安全器用的创新之“术”提供规律性指引和原理性支撑。国家安全战略是学科的“决策中枢”与“顶层设计”，集中体现为对“生存发展道”的科学研究、规划艺术与评估方法。它直接回答“在何种历史方位、风险环境与资源约束下，应选择何种总体路径以统筹安全和发展、维护核心利益、塑造有利态势”这一根本问题。战略研究必须以扎实的“律”（历史规律与风险演化规律）为认知前提，以系统的“术”（可供调动的综合能力与政策工具）为现实依托，国家安全战略正是“律—道—术”在宏观政策与顶层设计层面的凝结，旨在为具体行动提供总体纲领。

国家安全治理与国家安全技术共同构成了将“道”转化为“治”（可持续的安全状态）的实践，是“安全器用术”体系的两大核心支柱。二者深度融合、相互赋能。国家安全治理侧重于“器用术”中的制度、法律、政策、组织与流程等“软性”治理系统，研究如何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法治化、制度化、协同化的方式有效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提升系统性安全治理效能；国家安全技术则侧重于“器用术”中的科技、工程、装备、标准与数据等“硬性”支撑手段，关注如何运用和发展前沿科学与关键技术，为维护各领域安全提供尖端技术解决方案、工程化装备和标准规范。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必须在科学治理的框架下进行，以确保其安全、可控、合规；而现代治理的效能也日益依赖于技术赋能，两者统一于实现总体国家安全的实践全过程。

由此可见，四个二级学科共同承载并演绎着“律—道—术”的统一范式，并在“总体性”的统摄下形成了知识体系的制度化呈现。思想与理论方向深挖规律之“律”，为整个学科奠基；战略方向谋划道路之“道”，为整体实践定向；治理与技术方向则共同锻造与运用保障之“术”，将战略蓝图转化为安全现实。思想与理论从战略、治理与技术的实践中汲取问题意识与经验素材；战略为治理和技术的发展提供目标方向与战略选择依据；治理与技术的实践成效又不断检验、修正、丰富着思想与理论、战略研究的认知与规划。这种基于“律—道—术”核心范式的内在贯通与有机互动，助推四个二级学科构成了一个目标一致、逻辑自洽、功能互补的学科体系，共同致力于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完整把握、科学解释与有效维护，超越了简单的知识分类学意义，体现了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具有高度自主性与系统化的新兴交叉学科的成熟度。

结语

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其理论根基与独特标识在于“治乱兴衰律”“生存发展道”与“安全器用术”三者辩证统一所形成的核心范式。它揭示了国家安全作为历史性、总体性与能动性实践的内在完整逻辑，为破解综合性交叉学科的知识碎片化困境提供了基本方案。国家安全学始于对历史长周期中治乱兴衰根本规律（律）的深刻认知，进而升华为对民族复兴进程中生存发展总体道路（道）的理性谋划，并最终落实为集成制度、技术、政策等多维工具的安全器用体系（术）的具体实践。这一从认知、谋划到实践的逻辑闭环，塑造了学科观照总体、融通历史与现实、联结战略与操作的独特品格，推动国家安全研究实现了从经验感知到理论自觉、从领域分散到系统集成的根本转变。

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正源于“律—道—术”在历史与实践中的动态辩证统一。展望未来，国家安全学这门新兴学科必将继续以自身独特的总体性灵魂、强大的范式整合力与深刻的实践关怀，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贡献持续的思想智慧与解决方案。

作者介绍：汪明   ,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家安全、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