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国际政治中一些国家所表现出的逆全球化、“零和思维”乃至“筑墙设垒”等行为，其深层逻辑根植于“物化安全观”的理论谬误。所谓“物化安全观”，深刻反映和暴露出国际安全在认知与实践层面的深度理论偏差，其将国家间动态建构的社会关系安全，异化为对军事、技术、资本等物质力量的片面追逐与排他性占有。此类认知在存在论上陷入“主客二元对立”、在机理上推行“关系实体化”、在运行上实行“手段目的化”的物化逻辑，与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具有高度同构性。在实践中，物化安全观具体表现为冷战时期的核威慑绝对化、当代联盟阵营化与技术优势迷信等形态，不仅催生了全球系统性安全焦虑，严重侵蚀国家战略互信，更推动国际规则秩序向“丛林法则”退化。当前，破解与超越物化安全观，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全球安全倡议为指引，回归安全本质，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必须明确，对物化逻辑的批判并非否定国家维护正当安全所必需的物质能力，而是旨在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正文】

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国家安全关乎民族兴衰与民生福祉，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本质上，安全是国家间基于互信与合作形成的和谐稳定社会关系状态。长期以来，理论领域围绕国家安全的本质、实现路径等核心问题形成了多元化的创新研究视角。但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格局发生深刻结构性调整，传统安全认知与实践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部分理论与实践偏差更是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安全问题，成为学界与国际社会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当前国际舞台上，美国与日本作为重要的国家行为主体，其安全政策与互动模式对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秉持单边主义与霸权护持倾向，以大国竞争为核心战略导向构建排他性联盟，肆意将贸易和科技等武器化，滥用制裁等手段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严重侵蚀着国际战略互信根基，动摇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同时，日本的安全政策亦发生显著转向，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谋求对外军事打击能力，其多份战略文件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明确提出发展“反击能力”，并试图通过增强军备、放宽武器出口及推行“经济安保”等举措，系统性重塑其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角色。美日两国的诸多此类行为无不将国际安全这一公共产品异化为零和博弈的私器，把国家安全简单等同于物质力量的积累与垄断，用物质性对抗取代国家间社会关系的良性建构，不仅违背了安全的本质内涵，更加剧了地区与全球的安全困境。

基于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视域出发，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全球安全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深入探赜“物化安全观”的理论谬误、内在逻辑与全球后果，探寻破解国际安全困境、重塑国际安全认知与实践模式的根本路径，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变革、实现普遍安全与持久和平提供理论参考。

01 物化安全观的理论谬误

“物化安全观”于理论层面的根本谬误在于将安全的本质，即一种基于互信与合作的国家间动态关系状态，错误地重构为对军事、技术等物质实体的静态占有与竞争。这种思维模式与马克思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均表现为社会关系的物化，并在国际政治中具体呈现为“承认关系的物化”。进一步地，这种物化认知会固化为一种自我指涉、自我强化的意识形态结构，使行为体陷入追求物质优势却不断生产不安全的“自我锁死”困境。

（一）人的本质与社会关系的安全维度

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一大重要理论根基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论断。这一论断为破解当代国际安全认知的理论迷思、把握安全的本质内涵提供了根本性的哲学指引。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深刻揭示了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质特征，强调人的存在从不是孤立的个体性存在，而是嵌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社会关系中的具有实践性、社会性的存在，人的价值实现、权利保障与现实生存安全，皆需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互动中才能够得以完成，脱离社会关系的个体安全与发展不过是虚无缥缈的空想，这一核心观点为深入理解和阐释安全的本质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方向指引。

从这一核心论断出发，安全的本质也必然与社会关系紧密关联。安全的社会性是其区别于一切物化认知的根本属性。安全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物质性存在，是人与人之间通过良性互动形成的稳定、和谐、有序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其核心要义在于社会关系的良性建构与动态平衡。人的安全无法脱离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因为正是在彼此协作的具体社会关系中，人才能充分发挥其自身本质力量，摆脱各种外在束缚与生存困境，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反之，当社会关系陷入对立、冲突、疏离的状态时，人的生存与发展便会失去根基，不安全的状态也会随之产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清晰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以及他人之间的四重异化，这种异化最终导致人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陷入相疏离、相对立的不安全状态。

由此可见，真正的安全并非单一的个体诉求，而是指向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和谐与完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的整体状态。将这一认识应用于国际层面，安全的本质则体现为一种和谐、持续、稳定的国家间社会关系。安全的核心是人的安全，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关系和谐的统一。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愿景不仅描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形态，更彰显出安全的终极境界，无论是个体安全还是国家安全，都不是以牺牲他者的安全为代价，而是在普遍的共生共荣中实现整体安全，这也正是对物化安全观将安全异化为物质占有、陷入零和博弈的根本超越。

（二）物化安全观与商品拜物教的同构性

物化安全观在政策上体现为将国家安全等同于军事、经济、技术等物质力量的积累。然而，这种观念在理论基础上误判了安全的本质。究其本质，当前国际政治中的物化安全观与马克思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存在深刻的同构性，其核心在于社会关系的物化，即都将人与人的关系误置为物与物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样，物化安全观也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安全异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安全，将国家之间的互信、合作、共赢等社会关系要素，转化为军备竞赛、经济制裁、技术封锁等物质性对抗手段。安全由此从一个多向度的关系性存在异化为一个单向度的实体性存在。这种物化安全观的根本谬误在于：它忽视了安全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状态。正如商品拜物教遮蔽了价值背后真实的社会劳动，物化安全观同样遮蔽了国家安全所依赖的深层社会关系基础。这种拜物教化的安全认知，导致政策实践陷入追求绝对物质优势而忽视关系建设的困境，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一个国家即使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如果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处于敌对或对抗状态，其所谓的“安全”也是脆弱和不稳定的。真正的安全必须建立在良好的国际关系和互信合作的基础之上。

必须承认，对物化安全观的批判，若仅停留在商品拜物教的框架内，可能面临“机械类比”的风险，因为国际安全领域的“物化”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类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可通约的量化中介（如“安全价值”）。国家间的安全关系本质上是主体间的、非匿名的政治承认关系，其核心是基于规范、信任与相互承认的互动。因此，为了更精准地识别其谬误，有必要引入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作为补充视角。这些理论指出，安全的本质是主体间通过对话、规范内化与相互承认所达成的社会性共识。物化安全观的深层危害正在于它试图用“物的逻辑”来取代和取消“承认的逻辑”。它彻底否定了安全作为主体间建构物的本质，将本应通过平等交往达成的承认，异化为通过物质强制实施的服从。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物化安全观继承了商品拜物教“关系的物化”基因；在国际政治层面，它更具体地表现为“承认关系的物化”，即用物的占有与较量，取代了主体间相互承认的建构过程。这种双重谬误决定了，物化安全观非但不能带来安全，反而会通过破坏国家间相互承认的基础，制造出更加深刻、更难以弥合的安全鸿沟。

（三）物化安全观的意识形态结构

在揭示了物化安全观与商品拜物教的同构性之后，必须进一步追问：为何这种将国家间社会关系错误地理解为物质实体的思维模式，能够在国际政治决策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这一问题的答案，深植于物化安全观所建构的特定意识形态结构之中。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在发达的商品社会中，物化结构不仅渗透进经济生活，更“沉淀”至人们的意识层面，形成一种“物化意识”。这种意识将社会关系视为“自然的、合理的、像自然规律一样起作用的物性关系”，从而剥夺了主体反思与超越现实的能力。在物化安全观的支配下，其意识形态结构通过一套自我强化的机制，形成了难以挣脱的闭环。在物化意识的支配下，决策者将国家间关系视为一种“物性事实”，进而制定出旨在控制这些“物”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又会反过来“证实”并强化最初的物化认知。例如，针对某一“威胁”的战略增强，必然引发对方的对等回应，从而“坐实”了该威胁的“客观存在”，使决策者更加坚信“只有更强的物才能带来安全”。与此同时，物化安全观通过其“理性”的外观，为自身建构了合法性。它宣称自己是“务实的”“基于事实的”，将一切质疑其逻辑的声音斥为“理想主义”或“不切实际”。这种自我指涉的合法性，使得物化安全观在面对其自身制造的困境，如安全焦虑、互信崩塌等问题时，不是反思其逻辑谬误，而是倾向于提出“更多、更强的物”作为解决方案，从而陷入更深层次的物化循环。

物化安全观的意识形态结构，使其陷入一种深刻的“自我锁死”困境。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物化意识的悲剧在于，它“不能理解自己产生的社会前提，也不能超越它们”。同样，潜意识中奉行物化安全观的行为体，也无法理解当前的全球安全焦虑正是其自身思维方式和政策实践的产物。这种结构性的“自我锁死”，使得对安全的追求陷入一种深刻的悖论：越是试图通过强化“物”的力量来获得安全，就越是陷入“物”的支配，离真正基于社会关系和谐的安全越远。唯有通过彻底的哲学解构，打破这种意识形态结构，才能为超越物化安全观、重建国际安全的新范式开辟道路。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予以审视，当前冷战思维余烬复燃的根源深植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竞争性与扩张性，驱动其民族国家将国际关系视为零和博弈的竞技场。当内部矛盾与周期性危机加剧时，对外转嫁风险、塑造外部敌人便成为其典型的政治策略。美国与日本当下所推行的安全政策，正是这一历史逻辑在当代的集中体现。同时，进一步从具体动因来看，美日等国推行的安全政策不仅为资本主义体系性矛盾所驱动，也深受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历史积淀以及复杂的国内政治博弈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例如，美国长期秉持对欧亚大陆的“离岸平衡”，而日本则对周边大国力量变迁怀有历史焦虑并存在特定领土争端。在国内政治层面，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利益渗透、党派斗争中将对外强硬作为政治筹码，以及日本国内“正常国家化”的政治诉求与相关利益集团的推动，都是重要的驱动因素。这些具体因素与资本逻辑相结合，共同塑造并固化了其以物化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的政策取向。

深度全球化的历史语境已根本性改变了国家间关系的基底。各国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牺牲他者安全的基础上独善其身。固守零和博弈思维，企图通过强化“物化安全”来应对系统性风险，无异于缘木求鱼，其结果必然是加剧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困境，将世界推向“丛林法则”的深渊。人类文明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根本性的道路抉择：是走向对抗分裂的物化迷途，还是开启合作共赢的未来？答案在于能否回归安全的本质，即安全是一种健康的、可持续、可治理的国家间的社会关系状态，能够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统一。本文的理论批判聚焦于解构“物化安全观”作为一种支配性思维模式的谬误，这并非无视国家安全实践所必需的现实主义维度，而是旨在为如何在复杂现实中构建更高层级、更可持续的安全提供哲学指引。唯有超越物化安全观的狭隘视野，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安全困境，实现真正持久、普遍的和平与安全。这正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的现实意义所在。

02 物化安全观的物化逻辑

物化安全观在实践中呈现为对物质力量的实体性追逐，其历史形态包括冷战时期的核威慑绝对化、冷战后联盟体系阵营化，以及当代的技术优势迷信与经济相互依存的武器化。支撑这些实践的，是一套具有迷惑性的内在逻辑，即在存在论上遵循“主客二元对立”，在机理上将动态的社会关系“实体化”，在运行中导致“手段的目的化与安全异化”。最终，这套逻辑会驱使行为主体陷入越追求“物”的安全，就越系统性生产不安全的根本悖论当中。

（一）物化安全观的实践形态

二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的物化安全观呈现出多种典型形态，其核心皆在于将安全的本质错误地置于物质力量的积累与控制之上。这种观念在实践中不断演变，其具体表现与影响值得深入思考。

物化安全观的实践形态之一是冷战时期的“核威慑绝对化”。美苏争霸将核武器的数量与投送能力提升至安全战略的核心位置，形成一种“确保相互摧毁”的恐怖平衡。双方不仅将国家安全简化为核武库的规模与技术优势的数值竞赛，比如追求弹头数量、当量、导弹精度等具体指标，更在战略思维上陷入了一种“安全异化”的困境。这种逻辑将终极毁灭性武器这一“物”的积累，视为维系战略稳定的几乎唯一基础，而将外交沟通、危机管控等旨在构建国家间互信与社会关系的长期建设置于次要甚至从属地位。故其最终结果是人类整体生存被置于险境，而“安全”本身成为最稀缺的公共产品。这种绝对化的威慑理念，甚至一度演变为美国在冷战初期对苏联、中国等国进行“核讹诈”的政策工具。

表现之二是冷战后所谓的“联盟体系阵营化”。以北约东扩为代表的行为，虽常以“拓展民主自由市场”为名，但其战略逻辑深处仍带有强烈的物化色彩，即通过地理空间的物理扩张与军事同盟网络的拓展，来构建一道抵御潜在挑战的“物理屏障”或“隔离墙”。这种将安全边界等同于地理边界和意识形态边界的思维，忽视了安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可建构的国家间社会关系状态。例如，将东欧国家纳入北约体系的本意是构筑“安全”，但在俄罗斯的安全认知中却形成了被包围和威胁的“关系实体”，为日后的地缘政治冲突埋下了伏笔。同时，有分析指出，北约东扩是一个“再次‘撕裂欧洲’，推进‘铁幕’东移的过程”，其存在本身恰恰“是以欧洲持久不安全为前提来确保自身存在和活力的制度”。这生动体现出将关系安全“实体化”的谬误及其产生的破坏性后果。

表现之三是21世纪以来的“技术优势迷信”与“经济相互依存武器化”。物化安全观进一步演变为对军事技术“代差”的极致追求，以及将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复杂供应链、金融网络等经济互联关系，异化为可随意使用的战略杠杆。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其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自身军事技术优势能实现所谓“零伤亡”和快速制胜的过度自信，对委内瑞拉的行动亦是如此。这本身就是将“技术优势”这一物质条件等同于“安全结果”的典型体现。而近年来频发的单边制裁与“脱钩断链”行为，则是将经济相互依存这一本应促进合作、深化互信的国家间社会纽带，系统地异化为进行战略胁迫的物化工具，也就是“相互依存关系武器化”。例如，美国通过其控制的全球金融信息网络SWIFT、半导体设计软件等“关键节点”，对特定国家、企业实施精准制裁和技术封锁，试图通过控制这些“物”来实现对“他者”行为的控制。正是这种短视的操作，促使其他国家开始建立替代体系，并利用自身掌握的“扼制点”进行反制，最终导致全球经济的结构按照全新逻辑重塑，催生出了一个更注重进攻防守而非共同经济利益的世界。这种旨在维护安全的经济手段，实质上破坏了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与可预期性，并制造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不安全。

（二）物化安全观的逻辑迷惑性

物化安全观在历史与当代的反复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迷惑性的运行逻辑。

物化安全观在存在论层面遵循的是“主客二元对立”，这是物化安全观最深刻的哲学谬误。它将安全的主体（国家“自我”）与安全的客体（他国“他者”）置于一种截然对立、彼此外在的关系中。在这种视域下，“他者”永远是一个需要被防范、控制或改造的客体，不是能够与之对话、共存并共同建构安全的主体。这种主客二元论从根本上遮蔽了安全的主体间性本质，即安全并非主体对客体的单向度控制状态，而是多个主体之间通过互动、承认和规范内化所达成的一种关系性状态。正是基于这种“自我-他者”的绝对对立，追求对“他者”的绝对物质优势（如核威慑、军事优势、技术代差等）才被视为合理的，从而为无休止的零和博弈提供了存在论基础。

物化安全观在机理层面将“国家间社会关系的实体化”。物化安全观将动态、建构的国家间社会关系，如互信、敌意、合作与竞争，错误地理解为一种静态、固有的“物”的属性或存量。例如，在冷战时期，苏联的军事存在本身被视为一种固定的“威胁实体”；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崛起也被简单地用“经济总量”这一物质指标来量化，并被直接等同于“威胁等级”。这一逻辑的错误在于，它将丰富、流动的社会互动简化为僵化、可占有的物质对象，从而为通过物质手段“管理”或“消除”这种“关系实体”提供了逻辑依据。

物化安全观在运行层面推行“手段的目的化与安全异化”。在物化安全观的实践过程中，对军事装备、技术优势、经济制裁等物化手段的追求本身，逐渐取代了构建稳定、和平的国际秩序这一根本目的。政策制定者沉迷于手段的升级与“优化”，却遗忘了手段原本所要服务的终极目标。例如，北约东扩的决策在后期更多地被“能够扩张”这一手段本身的可行性所驱动，而非对“扩张后能否带来更稳定欧洲安全秩序”这一目的进行系统性评估。当前的美日“一体化威慑”战略，也日益陷入对“威慑能力”本身的追求，而对其是否加剧了地区安全困境、是否侵蚀了长期战略互信等根本性问题缺乏反思。这种机理的最终结果，是安全本身发生了异化，对“物”的追逐成为目的，而国家的安全与国家间社会关系的和谐则成为被牺牲的代价。最终，对“物”的追逐，不仅未能建成最初设想的“绝对安全”堡垒，反而通过破坏国家间社会关系的生态，掏空了所有国家（包括它们自身）持久安全的根基。这正是“安全异化”最深刻的当代写照：在物化安全观的影响下，它们越是努力地“制造安全”，就越是不自觉地“大规模生产不安全”。

03 物化安全观的全球后果

物化安全观的实践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系统性后果。它首先催生并加剧了一种结构性的安全焦虑，使国家陷入“越追求安全越感到不安”的异化循环。进而，这种观念系统性地破坏了国家间战略互信的基础，将信任从可再生的社会资本异化为稀缺的对抗资源。最深远的后果在于，它推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向“强权”退化，将国际规则工具化，从而解构了战后国际体系的制度根基。

（一）全球安全焦虑的系统性生成

物化安全观的实践，正在全球层面催生并加剧一种系统性的安全焦虑。这种焦虑已突破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深度渗透至国家战略决策与社会心理感知等多个维度，呈现出结构性蔓延的态势。

在物化安全观的支配下，安全被异化为可量化的物质指标（军备规模、技术优势、经济制裁能力），从而使国家陷入无止境的竞争循环。安全焦虑不再单纯源于外部威胁，更内生于对自身物质优势可能丧失的持续恐惧。这种内在的、自我驱动的焦虑机制，使得国家行为体难以跳出“越追求安全，越感到不安”的异化逻辑。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视角看，这一过程表现为安全的主体性丧失。当安全被简化为物的堆砌，人（及作为人的集合的国家）便从安全的主体沦为安全竞争的客体，其安全感不再源于国家间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而是取决于其在物质力量对比中的相对位置。个体与社会均被卷入对“绝对安全”的虚幻追求，实则沦为物化安全体系的被动承受者。

美国将经济工具全面“安全化”的实践，是加剧全球焦虑的典型例证。其对多国实施的单边关税与供应链封锁政策，本质上是将全球经济互赖这一本应促进合作的结构性纽带，重塑为战略对抗的杠杆。这种行为不仅冲击了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性，更关键的是，它系统性地破坏了国际经济交往的可预期性，而可预期性正是缓解安全焦虑、构建信任的制度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的批判在此得到进一步延伸，即当资本主义体系的不稳定性被导入国际安全领域，其危机形态也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扩展为持续性的全球安全秩序危机。这种安全焦虑的深化，标志着物化安全观已从一种政策取向，演变为一种具有自我强化能力的系统性风险。它不再只是国家间的策略选择问题，而成为正在重塑全球安全环境的基本结构与行为体的心理基础。

（二）安全互信基础的系统性破坏

物化安全观在实践中不仅催生系统性安全焦虑，更对国际社会赖以生存的安全互信基础造成系统性破坏。安全互信是国家间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对彼此行为可预期性与规则共识的社会关系基础。物化安全观通过将安全简化为物质力量的对比，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关系的建构过程，使国家间信任从一种可再生的社会资本，退化为稀缺的战略资源。

这种破坏机制首先体现在战略意图认知的对抗性扭曲上。当一国将安全等同于军事优势与技术垄断时，无论初衷如何，其增强自身实力的行为必然被他国解读为具有进攻性的战略意图。这种认知错位是物化安全观预设的“零和博弈”逻辑导致的必然后果。信任建立要求对意图做出良性解释的可能，而物化逻辑则排除了这种可能，将一切实力增长自动归类为恶意。进一步地，物化安全观导致安全合作机制的功利化空心化。传统上，军控协议、危机沟通机制等国际制度是培育和维系互信的重要平台，其功能在于通过规则约束和透明度建设，降低误判风险。然而，在物化安全观的主导下，这些机制不再被视为构建长期信任的框架，而沦为巩固短期优势或约束对手的战术手段。当一些大国不再将国际制度视为承诺的载体，而视为可随意退出的约束时，制度本身的信誉和效力便随之崩塌，信任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制度化土壤。最终，物化安全观引发安全话语的对抗性建构，从而在观念层面彻底瓦解互信的可能。通过持续渲染“外部威胁”（如“中国威胁论”），物化安全政策需要在国内制造共识以支撑其资源投入。这种威胁话语的建构，不仅塑造公众认知，更在外交层面关闭了对话与妥协的空间。国家间信任的本质是脆弱的社会建构，而物化安全观所驱动的对抗性叙事，恰是对这一国家间社会关系建构过程的系统性破坏。

（三）国际规则秩序的系统性退化

物化安全观引发的最深远的后果，在于其对二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进行系统性解构，推动国际关系准则从“法治”向“强权”退化。这一过程是源于物化逻辑对国际规则本质的深刻异化，将本应作为稳定预期和集体理性载体的规则体系，异化为服务个别国家短期战略利益的功利性工具。

美国近年来系统性挑战多边机制的行为，清晰展现了这一工具化趋势。美国频繁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制裁与关税措施，此举不仅绕过多边规则，更彻底颠倒了规则与安全的关系：不再是遵守规则以维护共同安全，而是将规则本身视为可随时搁置或扭曲的战术手段。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在此得到印证：当国际规则与资本国家的战略利益发生冲突时，规则必然沦为被牺牲的对象，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利益优先于规则”的固有倾向在国际层面的投射。与此同时，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向同样参与了这一秩序的松动进程中。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谋求“反击能力”及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举措，不仅是对国内和平宪法的背离，更是对东亚地区长期赖以稳定的安全规范（如军事克制、不寻求力量投送）的实质性侵蚀。当地区大国将安全重新定义为进攻性军事能力时，维系区域秩序的行为准则便失去了共识基础，为“以力取胜”的丛林法则打开了大门。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予以审视，这一规则倒退现象揭示了物化安全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同构性。国际规则本质上是国家间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形态，其生命力源于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与共同维护。然而，物化安全观将国际关系简化为物质力量的竞争，必然导致其对规则采取工具主义立场，即：规则仅在其符合自身力量优势时才被承认，否则便被弃如敝屣。这种逻辑与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对社会规则的选择性利用如出一辙，即：规则仅为增值服务，而非为共同体存续服务。当主要国家普遍奉行此种逻辑，国际秩序便从基于规则的协商体系，退化为基于实力的强制体系，使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面临向“前制度时代”倒退的风险。

04 超越物化安全观的理论回应

为超越物化安全观的理论谬误与实践困境，需要从根本上进行积极的理论回应。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五大要素”和“五个统筹”为核心要义，将安全本质复归于人的社会关系。全球安全倡议通过“六个坚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实现了对零和博弈、军事至上与对抗思维的超越。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为安全的“去异化”与历史性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指向基于平等承认与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指引

面对物化安全观带来的全球安全困境，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回应。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安全理论，从根本上超越了物化安全观的狭隘视野，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

总体国家安全观首先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将人民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核心位置。这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将安全的本质回归到人的社会关系层面，从根本上超越了将安全异化为物质力量堆砌的物化安全观。习近平指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深刻揭示了安全的价值归宿是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的“五个统筹”具体内容，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思维，对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来把握安全这一系统工程提出明确要求。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主张“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只有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安全威胁，才能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这与物化安全观通过制造“敌人”来维护自身安全的做法形成了根本对立。然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国际认同与推广仍面临来自传统国际安全观念的挑战。一方面，西方主导的安全理论范式根深蒂固。无论是现实主义对“绝对安全”与权力政治的执着，还是自由主义对特定制度模式的推崇，二者都建立在国家利己主义的逻辑起点上，将世界预设为无政府状态下的零和博弈场，难以理解“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辩证关系，还常常曲解中国维护海外利益等正当行为。另一方面，冷战思维与霸权规范的持续影响构成现实障碍。一些国家惯用阵营对抗、集团政治的方式看待国际安全，推行“长臂管辖”和单边制裁来维护自身霸权，例如，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企，正是物化安全观与霸权思维的典型表现，破坏了基于相互尊重的共同安全。

为深化推广总体国家安全观并破解障碍，中国需采取多层次策略。一方面，坚持外交实践和理念阐释相结合。通过积极参与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的安全事务，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中东和平等地区热点问题中践行并诠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实际成果展现其超越零和博弈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加强理论传播和话语构建。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概念，与人类社会的普遍关切和共同价值相衔接，进行跨文化的精准传播。这要求超越单一的官方叙事，鼓励智库、学者、媒体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用国际社会易于理解的故事和案例，阐释该理念对于应对跨国性安全挑战、破解全球安全赤字的独特价值，逐步消解误解与偏见。

（二）全球安全倡议的理念超越

2022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这“六个坚持”相互联系、彼此呼应，构成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实现了对物化安全观的理念性超越。

全球安全倡议首先超越了物化安全观的“零和博弈”思维。物化安全观将国际关系视为“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认为一国安全必然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共同安全”，主张“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这一理念深刻揭示了安全的相互依存性，从根本上否定了零和博弈逻辑。全球安全倡议还超越了物化安全观的“军事至上”倾向。物化安全观将国家安全等同于军事力量的堆积，通过军备竞赛和军事同盟来谋求安全。全球安全倡议则强调“综合安全”，主张“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把安全同发展结合起来”。这一理念深刻认识到安全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只有通过综合施策、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安全。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安全倡议超越了物化安全观的“对抗思维”。物化安全观通过制造“敌人”来凝聚共识、争取资源，将国际关系推向对抗和冲突。全球安全倡议则强调“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主张“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这一理念深刻认识到，对抗和冲突只能带来暂时的、虚假的安全，只有通过对话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持久真正的安全。

全球安全倡议作为面向全球的公共产品，其落地虽顺应“东升西降”的趋势，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欢迎，但仍面临严峻挑战。首要障碍是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与霸权国家的抵触。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正全力推行以大国竞争为核心的战略，包括通过“印太战略”构建排他性军事联盟，在科技、贸易等领域推动“脱钩断链”等，同全球安全倡议倡导的对话协商、普遍安全直接冲突。其次，全球安全治理的“碎片化”和信任赤字严重。美国主导的“小院高墙”策略削弱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权威。同时，长期存在的冷战思维侵蚀了国家间战略互信，导致倡议中“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等原则在实践中举步维艰。最后，逆全球化思潮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回潮，削弱了全球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愿与能力。而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跨国性、联动性，但现有机制应对不足，对倡议倡导的“综合安全”与全球协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推动全球安全倡议从理念转化为实践，需沿着以下路径深化。第一，以具体行动和成果树立典范。中国作为倡议的提出者，必须作出积极行动，如成功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证明了对话协商解决历史争端的可行性。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展现了劝和促谈的负责任态度。推动国际调解院成立，提供了新的和平解决争端平台。这些实践为倡议提供了鲜活案例，增强了其说服力和吸引力。第二，聚焦共同关切，深化重点领域合作。应优先在气候变化、反恐、公共卫生、粮食能源安全、新兴科技治理等各国普遍担忧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发起和参与务实合作项目，切实解决各国面临的安全痛点，让更多国家从倡议落实中获益，积累互信。第三，强化多边平台与机制建设。积极利用并升级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等现有平台，推动在联合国框架下设立或强化相关对话机制。通过定期举办全球安全倡议高级别活动，促进各国政策沟通与理念融合，将核心理念转化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与行动准则。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指南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具有高度的理论契合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愿景从根本上超越了物化安全观的狭隘视野，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国家安全的“去异化”。物化安全观将安全异化为物质力量的对抗，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异化为物与物的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将安全重新回归到国家间的社会关系层面，强调“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正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在当代的实践表达。在这一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安全不再是少数国家的特权，而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体现了安全的“历史性”和“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安全是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在人类实践中不断生成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立足于当代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现实，提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安全观。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具有丰富实践内涵的行动纲领，全球安全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等都是其具体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面向长远的宏伟愿景，其国际传播与认同面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障碍。首先，在于意识形态偏见与话语体系隔阂。一些西方国家受冷战二元对立思维影响，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曲解为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扩张或重塑国际秩序以谋私利的工具。这种误读源于其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故难以接纳源于非西方文明的、倡导平等包容的全球治理方案。其次，理念的宏大叙事与不同国家、群体的具体利益诉求之间存在对接难题。理念提出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等目标虽然是普世性的，但在传播中若不能与对象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关切、文化背景和认知习惯有效结合，容易显得抽象和遥远，导致“普及度较高而认同度相对较低”的局面。最后，当前国际舆论场中西方话语仍占主导，中国叙事有时面临被边缘化或污名化的挑战，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面内涵未能得到充分、准确地传递。

为有效破解这些阻碍，提升理念的国际认同与感召力，必须在传播策略上实现精准深化。第一，夯实价值根基，开展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识传播。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推动国际传播应以此为桥梁，主动寻找并阐释这些价值在不同文明中的共通表达与实践，超越意识形态划线。通过设置应对气候变化、保障全球公共卫生等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正向议题，在对话协商中构建价值共识，将理念传播从“中国主张”升华为“人类共同诉求”。第二，推动叙事主体与方式的多元化、微观化。改变以官方宏大叙事为主的单一模式，积极鼓励和借助各国的专家学者、民间团体、青年领袖、艺术家等多元主体，用个体化、故事化的方式讲述“命运相连”的鲜活案例。例如，讲述“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惠及民生的故事，将宏大理念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情感共鸣，使其深入人心。第三，充分利用技术赋能，创新传播形态。借助元宇宙、虚拟现实、社交媒体等新技术手段，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图像化、场景化、沉浸式地呈现出来。通过制作高质量的影视作品、数字展览、互动体验产品，打破语言和文化壁垒，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展现“清洁美丽的世界”“共同繁荣”等愿景，增强理念的具象化吸引力和情感触达力，从而在更深层次上促进理解与认同。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从根本上超越了物化安全观的理论谬误，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变革提供了行动指引。它们强调安全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状态，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统一；强调任何国家的安全都不能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而应当通过合作共赢来实现共同安全；强调应当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坚定追求。

05 结语

对“物化安全观”的哲学解构，揭示出了一种深刻的理论谬误，即将处于动态变化、不断建构的国家间社会关系安全，异化为对静态物质力量的实体性追逐。这种观念与马克思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具有高度同构性，在存在论上陷入主客二元对立，在机理上推行关系实体化，在运行中导致手段目的化与安全异化。历史与实践表明，无论是核威慑绝对化、联盟阵营化还是技术优势迷信的物化逻辑，非但不能带来安全，反而系统性地生产出更普遍、更深刻的不安全，侵蚀战略互信，并推动国际秩序向“丛林法则”退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批判绝不意味着否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主权国家为维护自身安全与发展利益而必须保有和发展必要的物质力量与能力。

为超越这一困境，必须回归安全的本质，即一种基于互信合作的和谐的社会关系状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强调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破解安全赤字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指向了基于平等承认与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实现从“物的依赖性”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开辟了道路。这既是批判理论的终极指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肩负的实践任务。

（作者：汪明，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